话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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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价值

作者：愚夫老戎

    价值问题是当今最关键、最具根本性、又最受忽视的哲学问题，没有“之一”。它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前途方向，和平与发展，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等等。所以，它自然是个深刻的问题。而我们在这里，打算用大白话式的语言，把这个问题初步解说明白，故而用了“话说”作标题。但我们的“话说”，不是乱说、概说、笼统一说，而是认真仔细地说，所以值得您一读。


一、 问题的提出——阿富汗坠落与价值悬浮


    就在去年，全世界人民通过网络共同见证了美国在阿富汗的仓惶撤退和机场上空惨烈的“坠落”。这“坠落”以激烈的方式凸显了一个历史性事件：一个被号称“灯塔国”的强权精心培植了20年的“温室民主社会”，瞬间坍塌。但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阿富汗人仍然拼命要抱住美国不肯放手，直至有人从空中坠落。这里面有什么关键秘密？当然，这秘密是不用保密的，而惨烈的坠落也恰好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美国在阿富汗溃败的根本秘密就在于“价值悬浮”。


    所谓“价值悬浮”就如字面意思一样 —— 一个人思想（情感）上凌空蹈虚，其所认可、信任的核心价值，悬在半空，不接地气，其人内心会有价值错觉、价值幻影或价值幻景。好像一架空中的飞机，而飞行员产生了空间错觉：把天当成了地，把地当成天，结果，飞机多半会坠毁。而价值错觉则会让人做错事，幻影会让人遭遇挫折，幻景则让人生失败，让社会、国家失败。因此说，价值悬浮者的所思所想无法落地，一旦接触实际（落地），立刻被现实教训、无法持久，乃至被推翻。中国人对此类境况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众多的成语、谚语可以作证。


    例如，守株待兔、缘木求鱼、与虎谋皮、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纸上谈兵、百无一用是书生、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乃至于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到美国人在阿富汗的失败，却忽视了自己身上就可能潜伏着“价值悬浮”的隐忧。


     比如，我们可能会遭遇“部分的价值悬浮”，象常说的“富不过三代”，那么通常在“二代”身上就开始了“部分悬浮”，发展到“三代”，就彻底“悬空”了。再如在明清时期，官员到地方上上任离不开师爷的陪伴，离了师爷，地方官连日常的办公都难以顺利展开。换言之，不能“深入基层”（当然，古代一般不让官员下乡），自然会不接地气，不了解具体情况，也就在现实面前无力应对了。


    更普遍的则是我们现代人的处境：由于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每个人都只接触实际事物的一小部分，不了解全局、整体，面对社会变化常常是懵懂无知，人云亦云，抱着一知半解的意见，随心所欲（实际是自以为是）地选择立场、发表看法，采取行动，直至随波逐流，载沉载浮。如今骗子多、大忽悠多，不正是因为处于“价值悬浮”状态的人多，容易上当受骗吗？许多被骗者甚至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依然在“悬浮”状态中，浑然不觉。直到被惨痛的现实一闷棍打醒。但即便醒，他们也醒得不彻底，仍然需要更深入的反思。


    那么，“价值悬浮”如此普遍，从哲学上说，其客观基础是什么呢？


    动物有趋乐避苦的习性，人则有好逸恶劳的偏好。在《西游记解读流水贴》中，我们揭示过，高级动物的神经中枢的神经细胞皆处于被优渥供养的状态，有机会避开外界的磨难，构造一个虚拟的美好境界，自我麻醉。个体沉溺其中，可以换得一时欢愉和甜蜜。这也就是说，价值悬浮必定是有短暂的获益（期）的。而欢愉与甜蜜令神经中枢期望这种状态可以长久保持。这就开始陷入了自欺之中，幻想当前的“现实”是有可靠基础的，并以此作为信念和行动的依据，这就成为了“价值悬浮”。人由此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放飞，以至于可能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而更关键的，则是由于对价值本质特性的不了解，在变化多端、纷纭复杂的各种价值面前眼花缭乱，无从分辨真相，才容易踏入误区，还不知不觉。


    因此，趋乐避苦、好逸恶劳只是造成“价值悬浮”的浅层原因，而对于价值本质的无知，才是更重大而深层的“祸根”。


    那么，最最最重要的问题、最最最根本的问题，来了！


    什么是价值？


    为什么说这是最最最重要且根本的问题呢？因为它关系到人类追求价值的初心能否实现及如何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类的根本目标，就要从根本上认识价值。如果连价值都不认识，谈什么实现人类的根本目标呢？那免不了要“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同时，也可以说，人类目前和将来长远上可能遭遇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能都与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价值有深刻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开头的开场白中已经有所例举，这里不多赘述了。


    有朋友可能要反问了：如果这个问题这么重要，那人类怎么会至今都没有解决，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有如此重要呢？你是否是夸大其词了呢？


    简单说，人是有价值本能的，不思而得，比如饿了要吃饭之类的。所以，人类从一开始是不需要研究价值是什么的。因为，人天生就知道。以后呢，人都是面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只要把面对的具体问题搞明白了，也不需要去从根本上研究价值是什么。那么，既然人类已经这样过了几千年了，谁还会觉得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会很要紧吗？多数人是不会的。少数哲学家可能会在意这个问题，但也不会觉得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顶多看作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已。而且，他们往往被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所吸引，比如，唯物主义者关心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唯心主义者关心精神的本质是什么，上帝、神是如何显示自己的“存在”的等等。


    于是，你去网上尽力搜索下看看，把图书馆里的哲学著作翻个遍，你能看到的就是：人们在什么是价值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是莫衷一是，而所给出的各种答案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不到位。这种情况的实质就是：人们对价值有重大误解，并严重影响人类的命运。因为，人们无法达成大规模的价值共识，也就只能陷于无穷的价值纷争，陷于越来越严重的价值内耗，越来越无法前进，甚至陷入大倒退（比如世界大战）。


    比如说，中国和西方在价值认知上是有本质差异的，看起来难以调和，似乎只能陷入文明冲突之中，别无出路，至少许多西方人是这样认识的。这就很要命了，必定会导致巨大的冲突和损失。虽然我们并不害怕这样的冲突，也有信心能够承受这种损失。但这不等于价值问题只限于此，相反，它会一直拦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引发无穷的难题和阻碍，迫使人类不停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些，是可以通过在价值问题上达成共识，从根本上消除的。这样事半功倍的事情，当然是很值得去做好的。那么，从根本上认识价值，也就不仅是值得的，还是紧要的。认识价值，达成共识，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大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事实上，以往的人们一直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在建设文明，却常常陷入严重的冲突和纷争，仍固执己见，毫不相让，甚至与文明背道而驰。而追根溯源，在价值问题上的无知与误解，以及信念上的是非颠倒，才是根源。


    具体说，西方在价值问题上存在一个重大误解，就是误解了价值的本性：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本质要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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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价值

    长这么大，我们对于价值都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观察，都堪称老师傅、老司机，都拥有十足的发言权，就连4、5岁的孩子都能“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小时候如何如何”，令人忍俊不禁。




    于是，关于什么是价值，一个东西有什么价值，我们总会面对一个“万花筒”，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意见，正是“各花入各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此种乱局，惯于摆弄阴阳五行、八卦玄学的中国人可以一招制敌，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不看广告，看疗效”），让各方都服服帖帖，心满意足。因为，中国人懂得一个道理：和为贵。这一点极端重要（后面再说）。


     而西方人，面对价值“罗生门”，真是缺乏耐心：喜欢形而上学，向往理想国，追求精准和确定性的西方精英、哲学家们，举起大扫把一挥，就将这纷乱丛杂扫个干净——你们东一嘴西一嘴争论什么是价值，全是瞎扯淡！你们谁关心过事实了？事实才最重要，事实胜于雄辩！——他们以为，如此就能理性地解决问题。


    结果，尴尬依旧，甚至更糟。因为，他们发现：事实≠价值。比如说：事实上我是有原子弹，但我该不该扔呢？事实上这家伙是犯罪了，但该不该判死刑呢？事实上这男孩想变性做个女人，该不该同情、支持呢？事实上这女孩是意外怀孕了，该不该堕胎啊？……


    西方的哲人们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用事实挤走价值），可纷乱照旧，甚至更升级。因为，事实也会有许多个：你说事实1，我说事实2；你说个3，我说个4；再不济，我假设个5、6、7、8，也够你忙好多天的。最终，哲学家们认怂了，就任由事实≠价值这么割裂着，价值不价值的，您随意，喜欢就好——自由嘛，不寒碜！


    然后，科学上场了，用穷举法来解决价值问题（据统计，光性别就梳理出50余种，而不是两种），海量的法律、规则、契约、文书、律师、程序、时间，当然还有巨额的成本。想节约一点，那就使用变通的办法喽——比赛或者投票（后叙）。这样的办法当然是很笨的，因为价值和价值创造是无法穷究的，比如，到中国去看看各地的小吃，看你能不能穷究明白！


    自然，理论上的认怂，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投机，这可以叫“哲学绥靖”。它一开始是苦涩、无奈的荒唐和笑话。笑着笑着就变成了投机生意，再然后，必然就是灾难。但也无所谓了，反正又不要哪个负责，投机嘛，自由嘛，各安天命喽！我们以为这是冷血，其实不过是无能导致的荒唐与矫饰：他们说，只要是程序正义了，结果不重要。


    确实，投机嘛，就是游戏（game），只要遵守规则（程序正义），结果随便啦。而最文明的投机，或者说游戏（game），就是比赛（game）和投票。这都是大生意，还伴随着赌博（各种赔率）和民意调查的衍生生意，实在美妙极了。而荒唐的游戏难免会玩脱，最著名又新鲜的实例，一个是英国的脱欧公投，一个是美国选出了特建国。


    玩归玩，态度还是要认真，一本正经是必须的。怎么认真呢？当然是规则啦，要讲契约精神！最要紧的规则是：事实归事实，价值归价值，不能混为一谈。比如说，落后就得挨打，打了你，你还得认这是规则，不是不义。南斯拉夫就是实例。当然，这是对外，再霸道，有实力就ok。对内就要文明些、含蓄些，多披几件文明的外衣，比如让议会出个法案什么的，看来，先礼后兵被他们用的挺溜。


    可人终究是价值动物，事实不能当饭吃，而价值才可以。所以，事实总得折兑成价值。怎么折兑呢？自由发挥吧。比如靠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之类的。西方没有师道传统（有的是宗教传统），不讲仁义道德 （爱讲个人主义），所以，没人有义务教你、帮你，有问题除了靠自己，就是靠上帝。一般人也就随遇而安了。但西方精英却是特能折腾：通过不断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折返跑”，练成了两样绝技：精致利己和双标大法。


    比如，某总统宣告：消毒水能杀死病毒，所以能治“新冠”。你跟他较真，说他胡说。他说没有：消毒水能杀死病毒，这是事实；而能治新冠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属价值范畴），谁采纳了，责任自负。总之，你和他说价值，他和你说事实；你和他讲事实1，他讲2、3、4，你说1、2、3……9，他讲你说得太快，听不清。反正，哪头有利他占哪头，精致利己者都是“双标怪”。没有原子弹，你叫不醒装睡的人。


    关于西方人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与荒唐，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这里不想再啰嗦了。还是说说中国吧。


    为什么中国人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因为，中国人是真的懂得价值，虽然在理论表述上还不太成功，但在实践上，决不含糊，有“实事求是”为证。今天，则希望能补上理论的短板。


    一说到价值，人们很容易就想到“XX物有什么价值”，“XX行为有什么价值”，按这类说法，似乎价值是某个对象的某种属性。这样理解价值，肯定是不行的。比如，一件宝贵的纪念品，在无关的人眼里，可能毫无价值。你说，价值能是这件物品的属性吗？显然不是。相反，我们能由此发现：价值既与对象有关，也与主体有关（在这里，主体就是纪念品的主人）。这样，同一个对象，对于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熟悉（比如说，“情人眼里出西施”）。由此，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点，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有关。但怎么“有关”呢？这是不确定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西游记》第56回“神狂诛草寇”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孙悟空路遇一伙劫道强人，打死了其中几个，将其余人驱散。晚上，取经人借宿杨老汉家。吃饭时，彼此闲谈，聊起老汉的独子。


“三藏道：“何方生理？”
老者点头而叹：‘可怜！可怜！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专生恶念，不务本等，专好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党 ！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
三藏闻说，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杀的就是也。’长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贤父母，何生恶逆儿！’
行者近前道：‘老官儿，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罢。’
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无以次人丁，纵是不才，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掩土。’
沙僧与八戒笑道：‘师兄，莫管闲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肖，与我何干！且告施主，见赐一束草儿，在那厢打铺睡觉，天明走路。’”


可以看到，杨老父子的关系，在不同人物的眼中，价值不一样：对唐僧而言，知道这价值不易判断，用一句道德感慨来做试探；孙悟空则膨胀得不行（不然怎么讲他“神狂”呢），看轻所有人，人家的父子关系，也抵不上他的虚荣心重要；杨老汉则把儿子当作个送终人来珍惜；沙僧与八戒完全不予考虑，只在意自己当下的舒适和放松。显然，具体的价值是和各个主体的需要相关的。从杨老汉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的需要：一个送终人。别的方面都放弃了（所以会说儿子“不才”）。这一点，可说是十分令人同情和为之惋惜的：这儿子几乎是白养了！然而，孙悟空明知这种情况，后面仍恣意杀死了杨老汉的儿子，充分暴露出他的不仁不义来：只在意自己的情绪、好恶，无视他人的重大需要，也无视对他人起码的道德义务。这便是孙悟空的“二心”：取经不为众生，只为自己狭隘的功利目的。借此，我们也就看到取经对于此阶段的孙悟空的价值是什么了。


    透过上述几个人物与价值的关联事例，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梳理出价值的基本轮廓：与主体的需要相关，与主客体间的关系相关，与需要和关系的综合结果相关，这里这个“综合”，我们可以用“整合”来表述。如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价值：价值是主体以自身需要为标准，对主客体的相关因素进行整合的结果（注意，整合完成的判断标准则是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


    这一定义凸显了价值的主观特性，这正是价值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价值的本相之一。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一千个人之所以会有一千种意见，正是因此而来。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也会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一点也是我们司空见惯了的。比如说：夸张的，“翻脸比翻书还快”。毕竟，前一个需要被满足了，新的需要就来了；又或者，相关的条件一变，需要就变了，或是整合的可能性就变了，总之，价值的判断也就随心（随境）而转了。


    另一方面，在价值定义中“整合”的意义在于，将差异的因素协调融合，以合乎需要。这里的差异，既存在于主客之间，也存在于主体的不同需要之间、客体的不同因素之间、主体与环境间、客体与环境间，不同需要对应的不同客体之间、不同环境之间等等，几乎有无数重差异关系，而这也就蕴含了价值的无数客观制约因素，是价值客观性的源头，也是挑战“价值悬浮”的各种实际因素。所以，价值的要害还在于对差异的整合，重点在于合（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因此，和是价值的另一面本相。不和不是价值，或者说，只能是“价值悬浮”。


    和是整体的和合，是中庸，不偏颇，不失衡，过犹不及。综合来看，在通常情况下，“需要”是常有的，而“和”却是更困难的，这是价值难得或难实现的主要原因。故而说，“和为贵”。当然，“和为贵”的意思不仅如此，后面还会深入来说。


    现在，为了验证“价值”的这个定义，我们以石头和食物为例做个简易校验，也顺便再加深一下认识。


    石头不能与人的身体组织整合起来，所以，石头不是食物，不具有食物的价值。但食物的价值并非就是固定的状态，而要视主体的需要或其他相关因素（如价格）而定。比如，当人吃饱之后，就不再需要食物了（“需要”没了）。如果此时还继续强行塞入食物，那就不仅没有价值，还有害了：轻则伤胃，损害健康；重则撑死人，要人命。而当食物的价格过于昂贵（会影响主体的其他需要的满足），也不宜去买来充饥。又或者，主体对某类食物过敏（不符合需要），主体的身体不仅无法将之整合，还会导致健康的（严重）损害，这种食物就成了“毒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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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对价值的定义已经超越了既往种种价值学说的认识，是关键而重要的突破。我把这称为“价值的整合论”，即价值是对主、客体的整合。价值既不在主体身上，也不在客体身上，而在于两者的整合。所以，价值不是某种确定的属性，而是主客体的特定结合（有一定形式，朝向一定方向）。而形式一变，方向一变，价值就变了。这正是价值令人捉摸不定的缘由，也是价值总令那些将之固化看待的人永远扑空的根源。而“整合论”，才是打开价值问题的正确姿势。正所谓：和为贵。由此可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对价值问题的主流认识，达到“整合论”的层次，这个社会才算进入文明阶段，否则，就还处在蒙昧不开化的野蛮状态。当今的西方社会就没有进入文明阶段，而仍在野蛮躁动。

    为什么说西方还处于野蛮状态呢？人家可是一直在说我们愚昧落后呢！


    这与如何认识价值的源头，及如何看待价值，有密切关系。


    价值整合论，实质上也是“价值创造论”——价值源于创造，整合即创造。比如，作为自然界最高的价值，生命的千姿百态，正是生命的创造。而地球上，生命最大的创造，除了生命自身，便是“有氧地球”（但还有无氧或厌氧生存的生命，如今不是主流罢了。而曾经的地球，却是基本无氧的环境）。而生命创造的途径，就是对差异的整合。简单起见，仍以食物为例。食物被生命吸收利用，变为身体组织成分，才实现其价值。所以，价值怎么可能仅仅绑定在食物上，或是人与食物的关系上？对于这一点，有必要细加拆解，否则，身体很诚实，头脑却会骗人。


    首先，我们来看价值的源头。西方认定的源头是占有。西方文明（尤其是昂撒文明）的出身是海盗，特以占有为能事，这是不用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他们的头号标榜。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建立在资本的私人占有之上的。所以，西方正是把占有视为价值的源头的。那么，把占有当作价值的源头（占有之后释出价值）对不对呢？


    以食物为例。占有食物到哪里算完成？是上了餐桌（此时能闻气味，见形态）？还是入了口（此时尝到了味道和口感，但都是次要价值）？或进了胃？又或消化完成？别忘了，如果碰上糖尿病人，吃多了，又消化了，那麻烦（血糖升高）才刚开始，不仅没有价值，还有害呢！再如果，假设身体机能差，代谢紊乱，营养不能转化成身体组织成分，食物的价值依旧没有发挥出来。而当健康的肌体将营养化为血肉组织，这已经不是食物的功劳，而是身体加工创造的功劳，还说占有是价值源头？占有并不产生价值！


    上面只说了食物的利用，说到人类的劳动、生产、加工就更是创造活动。但对采集和游牧文明，乃至劫掠集团，则不然，他们的确会由于自身的生活、生产、聚敛方式而产生错觉，以为价值是靠占有得来。比如，他们搞不懂茶叶、丝绸、瓷器是怎么来的，只有惊叹，并鼓起比一般物欲更强烈的占有欲。而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尔虞我诈则自然会围绕着占有的主线疯狂展开，即或有时不得不搞些劳动、创造，乃至发明，也更愿意走捷径，挣快钱，而不愿真心搞创造。因为，他们把占有当作“道”，反把创造当作“术”。比如，他们把知识产权当做命根子，就是这么回事。这当然是绝对的价值颠倒！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的本质？是天降的？抑或是生成的？


    《圣经旧约》是这样说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还说要有balabala，于是有了一切，还好，亚当是上帝造出来的，夏娃也是。显然，一切价值都是天降的，天然给定的，而非自发生成的。西方人相信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论，也都是同样的倾向：一切事物的完美形态尽在天上，当然是天生就完美；而地上之物只是拙劣、低下的仿品（包括人及其品性）。那么，照此想来，对于西方人，地上的生活还能有什么意义？不过是惩罚和痛苦的熬炼，出路只有赎罪升天。天国才是荣耀和幸福之泉。如此，创造本身也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是赎罪的被迫手续，不仅缺乏独有的必要性，还是可悲的苦役，能逃避就尽量逃避，这才是“理性”的态度。


    相反，正确的价值认知，则会把生成视为价值的本质，创造和生产就是生成的必由之路、荣耀之路和幸福之路，也就是我们常念叨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对于价值来说，即价值是整合的结果。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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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蛮的丛林

    什么是野蛮的丛林？今天的世界就是（当然，中国除外），因为这个世界仍旧奉行着一套粗鄙、野蛮的价值体系。


    对价值的定义（认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石，由此可以生发、推衍出社会的大厦、文化的大厦、一整套价值体系。


    西方人认为价值是天降的，一成不变的，自然会迈向形而上学，追寻那纯粹、完美、至高、唯一的理念，自然不会容留任何导致变动、不确定性的东西存在。对于上面给出的价值定义而言，西方也只能保留前半截，砍掉后半截，即丢掉与“整合”相关的内容，从而令其对价值的认同完全倒向主观性的一面：即价值就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多么简单而“完美”！


    自然，简单就容易快乐。可不是吗？只需要满足自己，当然容易快乐啦！由此，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满足越多，价值越多；价值越多，快乐越多，幸福越多。然后，一个社会有越多的价值，就越繁荣兴旺、幸福。所以，要多多的满足，让每个人都多多的满足，就会迎来天国！


    直观地看，这当然是很美好的设想。但怎么落地呢？


    满足只能是个人知道，说了算的，别人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必然要搞个人主义，配套的当然是自由主义。这俩是“老铁”。二者联手之下，自然导致强者昌盛、弱者向隅。这就会触及价值的铁律：价值绝非只是主体自己的事，它有客观性的一面——它得与主体以外的事物整合起来才行。（否则，弱者们要造反。）于是，老铁得加个补丁：“自由”之外，加上“平等”——人人生而平等。
    ——您好，麻烦您，问一下，人人生而平等，这是您的理想，还是事实？


    ——乐意奉告。“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社会的需要，所以，就是我们的价值（原则），跟它是不是事实无关。它必须被认可，所以，我们需要它。


    很好，这绝对符合他们的价值范式：满足需要的即是价值——除了主观性，还是主观性。客观性算个什么东西！形而上学才是人家的灵魂！纯粹、完美、至高、唯一的理想国才是他们的最爱，其他的都看不见，不想见。非要逼他们见，人一句：异教徒！去死！——绝对让你从头顶冰到脚底心。


    因此，价值铁律中与万物整合的部分，在西方就变成：一切都听我安排，按我的来，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多少妥协的余地。一旦妥协，稍有不慎，他们的“大厦”啊、“体系”啊，就崩塌了。


    所以，他们只能搞霸权，搞零和游戏（“占有”出价值——你有了，我就没有了）。因此，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不讲道理，说得是太准确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得选。真是又可恶，又可悲！但我没法同情、可怜这些自私的“双标怪”，做不到！他们自己脚底走出的泡，得自己受！自己造下的孽，锅得自己背！野蛮、落后的价值体系必须打掉！自私、傲慢、虚妄的信条必定倒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何况是双标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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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的真相

四、（一）“西方价值”的真相

    前面说过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错误。有朋友可能会有困惑：既然他们从根儿上就错了，跑歪了，可为什么他们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却那么有“魅力”，风靡全球呢？




    这个现象当然存在，不然，我们的领导人也不用一直强调“四个自信”了。


    有一句最现成的话可以做个引子来解释，叫“歪瓜裂枣格外甜”。同样，各种狐魅妖精也是格外能迷惑人的。他们一直宣扬地球是平的，是个村，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各种无国界，都是在诱使善良的人们放弃文化的警觉心。人们放弃国别、文化界限的同时，也无意识地放下了正与邪的界限，渐渐以妖为亲，认贼作父，有不少人成了“精神外国人”、“精神资本家”。


    历来人说：“家花不如野花香”，狐朋狗友、奸佞小人常得势。而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却往往被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不是邪道“威武”，而是人们被自身人性的弱点打败了。


    当然，我们不排除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秀的部分与因素，如西洋古典音乐、经典文学作品、民间艺术、美食、服装、建筑、工业技术、音乐、美术的技法、电影技术、以及许多文化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环保）、哲学方法、制度特色等等等等，方方面面，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成两块：技术类的和人文类，也可说是近唯物的和近“唯心”的。这两块，无论哪类，在西方，都是打造了几百年累积出来的，有相当优势不足为奇。


    而反观中国，在技术方面，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他们几百年的路，几乎追平了西方的成就。这还不能证明中国走在了正道上，因而走得更快吗？至于人文方面，特别是艺术、哲学领域等，在既往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未能投入足够的关注，因而有所落后也是必然的。即便这样，看看今天西方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已然风光不再了，国产电影正在明显地追赶上来乃至正在超越。


    更重要的，在抗疫上的人文表现，才真正体现了中西的差距，才真正暴露了西方人文实力的孱弱、无能。毕竟，道德力量才是检验人文价值与人文成就的“金标准”！


    若单说西方自身，则即便他们信奉了错误的价值信条，践行了扭曲的价值体系，但作为生物，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终归仍保有着一定规模与生俱来的价值本能，不至于彻底沦为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价值丧尸”。尤其在人文艺术方面，任何人都必须尽量发挥价值本能（如审美能力），其扭曲的程度必然有所缓和，但不可能完全躲过扭曲，象某些所谓现代艺术、美术就很变态。还有所谓“行为艺术”，不过是大张旗鼓暴露西方价值扭曲的“捷径”，不足为训。


    然而，要真正认清西方花费数百年心血搭建的文化大厦、价值体系，还是要从认清其“双标怪”的本性为起点。所谓“双标怪”，其实正是将价值本能与“价值歪道”（海盗本性）强行“缝合”的产物。若不能摆脱其海盗本性，西方也无缘回归人类文明的正途。若以《西游记》做参照，今日西方社会正是靠金箍棒大闹天宫的村野猴子，连五行山的阶段还没经历呢！而他们的金箍棒正是叫做“科技”的东西。


    仔细梳理之下，在西方价值体系中，具有优势的，除了科技，还有某些制度优势。其中与价值哲学相关的部分，有必要在此略作关照。


    由于西方认定价值天降而不变，且只能凭占有来获取（无偿予人就是“罪过”）。因此，在他们头脑中，占有已与价值深度绑定，他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如何占有上：抢当然是本等，再一个就是交换了。于是，搞贸易、建市场也成为其强项。


    顺便说一句，科学的价值真相，就是通过打开自然的秘密（大门），来占有自然的力量。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power），也就是权力，权力即占有。所以，科学是有原罪的，而非价值中立的。其罪在——打碎了整体：自然及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的关系，还有杀鸡取卵（鸡比喻整体、自然，而卵就是力量）。今日的环境、生态灾难的总根源都在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行径。


    有了力量（与财富）的加成，今天西方海盗将抢掠与交换日益完美融合，越来越进入“艺术”的境界，足以不战而赢：由传统殖民进化为经济殖民、司法殖民（美国的长臂管辖）、文化殖民、技术&规则殖民（如专利保护）、心理精神殖民（借媒体、舆论工具掌握对象、事件定义权，并长期洗脑）、生物基因殖民（如生物战、消灭“垃圾人口”，传播疫病同时贩卖疫苗）。


    对于西方这些行径，不能单纯以坏事做尽来做道德批判（批判有一定必要性）。道德批判常常无效或低效，这就如病毒能绕开人体的免疫防线一般。因为，西方人的行径是建立在双重价值机制（即双标：价值本能+海盗本性+形而上学）之上的“妖法”、“妖术”，具有了反人类的性质，超越了人类一般矛盾的范畴，在判定上，道德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了。换言之，道德已经没有足够的发言权了，必须上升到“道”的层面，才足以看清其性质、罪错程度以及远景。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术也要升级。不是靠魔法打败魔法，而是靠正道的进步发展、与时俱进，以更强大的正道凝聚全人类的正气，驱魔降妖。比如说，没有足够的道义力量，就不可能指望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象当年斯诺登那样的堡垒内部的反戈一击，就不可能普遍出现。关键是，人类看不到文明的崭新前途，就注定会有许多人宁愿陷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益窠臼中，同流合污，这足以阻碍人类的进步发展。


    因此，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摆脱现代价值体系的束缚，认清真正的价值，回归价值正途。毕竟，我们不是双标怪，没有海盗本性的包袱和形而上学嗜好。


    因此，我们还要看清价值的真相。

老农

四、（二）价值的真相

    前面说过了价值的整合论，也叫价值的创造论。但这仅仅是价值的第一层真相。按这个真相把握价值，也就只有初级水平。按照前面定义，价值的标准是主体的需要，那就会要求客体服从主体的需要。这样势必会导致主客失衡，无法真正达到“和”。比如，在男女关系中，女性被迫服从男性需要，这是男权社会的常态。男女不平等，如何算是“和”呢？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肯定是不甘于如此“和”的。不“和”会怎样呢？


    过往，中国有些文人有个秘不外传的属性：惧内。俗谓：怕老婆，也叫：妻管严，川人谓之：耙耳朵，听老婆话的意思。在男权社会，这当然是很没有男子气概，很丢脸的。


    但为什么会这样（惧内）呢？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主奴辩证法”，大意是说，主人由于长期依赖奴隶的服务，最终反而在事实上让奴隶把持了主动权，奴隶成了事实上的主人，原有的主奴关系被颠覆了。怕老婆其实也基本符合这个逻辑，它表明，价值会在“和为贵”的逻辑里做出自发的调节，去达到更平衡的状态，却未必是原来主体所认定的样子。毕竟，主观的需要要落地变成现实，也得经过客体和现实的批准。所以，别蜜汁自信——你自封是主体，就是主体啦！


    后来的思想家们由主奴辩证法逐步引出了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理论，从而放出了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它催生出了《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苏维埃社会主义。后来，它又来到中国，有了新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人民的江山，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是中国特色，而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呢？这就又回到价值问题，要进入第二层真相了。


    在第一层，价值的发动是以主体的需要为标准的。但价值过程不是单方面的主体享用过程，而同时是主体被影响、改造的过程。比如，吃够了会饱，吃多了会胖，吃撑了会死，吃久了会习惯，吃不着会想念，……也就是客体的因素必然要渗透到主体之中，客体的需要、标准必然要作用到价值过程和主体身上。这样，主体的标准就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为了适应客体，时常要改变主体的标准。这就变成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而明智的人会选择将主客体平等看待，彼此尊重。这样才有了“和为贵”。而这样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下大同。而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是一步登天，而有个螺旋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价值问题的第二层真相就是和谐论，或者螺旋发展论。中国特色就是螺旋演化中将多种标准改造、整合的结果。


    明白了价值的第二层真相，就必然要进入第三层。


    前两层（整合论；和谐论，也称螺旋发展论）都从功利的、利害得失的角度来看待价值问题。这就未免局限了，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价值问题。因为，螺旋发展终将使得价值溢出人的意识掌控，以至于古人要说“难得糊涂”，也有了急流勇退的明智。老子提倡“功遂身退”，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但这都是较高的境界，一般人其实不易达到，摆脱不掉身上的烟火气。这样，更加亲民的儒家就有了发言权了。


    儒家认为，要保有价值，主体的道德是关键：“天命糜常，唯德是辅。”必须修德——主体自觉改造自身，以合乎价值运行的需要，方能令主体在主客关系中保持中庸，尽量使价值保持在均衡态（即螺旋线上），使主客均衡，与价值同在，各安其位，谓之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庸几乎上升到本体论的地步。为啥这么使劲呢？儒家其实是想说：统治者们吃个八分饱就好，不要把利益都吃干抹净，不给百姓留口粮，甚至还要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同时，被统治者也要“安于天命”，安于等级秩序。如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长治久安。这其实在价值逻辑上退回到了整合论的水平，成了僵化论、固化论。这种倒退正是儒家思想日后被历史淘汰（蒋家王朝覆灭）的内在根源。


    客观地说，儒家理论是在道家的高妙与百姓的庸常之间做了调和，是价值理论的缩减版，只重德，不重道。在一般历史阶段，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当人群、社会进步发展之后，其僵化、保守性就凸显出来，成了少数人束缚并剥夺多数人权益的帮凶、工具，成了反动的东西。在《西游记》里就对应着妖魔鬼怪了。吴承恩继承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结合道家博大精深的理论、佛家慈航普度的情怀，禅宗顿悟明心的方法，以及自身修行实践的切身经验，提出了自己的修行体系，即所谓“无字真经”，给予我们勇往直前、永不回头的精神激励和思想启迪，也在事实上超越了既往的儒释道三家，把中国的价值哲学提升到了第三层真相的境界，那就是与时俱进，永无止境。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终身修行。


    终身修行不是太苦了吗？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价值不是个单方面享受的过程，而是持续地相互塑造的过程。人如果不通过修行主动地把握这个过程，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随波逐流，最终被价值的螺旋运动所抛下、颠覆：贪吃的会发胖、贪杯的会误事、贪吸（烟）的会生病，“贪”修（行）的会开悟明心。小悟小得，大悟大得。而开悟就是持之以恒修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会因为文明进步，而如同社会福利一样，自动降临，只能亲身挣取。这成果也不是一般的财富或欢愉，而是无价、无上的至福，是脱胎换骨、不可思议的奇迹，佛教常称之为“极乐（世界）”，《西游记》结尾时，也在“安利”说：“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所以，我们也要说，价值的精髓，唯有靠修行来把握，不是靠读书、看演示能了解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梨子甜不甜，只有亲口尝过才知道。把握价值真谛，老老实实修行是唯一的捷径，无人能代替。正所谓：“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


    说到这，如果我们的研究就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取得的收获虽说不小，但也难说让众人满意。尤其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理解的帮助上，深化有限；在对跨文化的认知深度上，进展有限，还不能达到突破的程度。因此，对价值的研究，除了在个体方面，以修行实践做结论，还要在群体方面，以价值在文化上的最高结晶为新的研究标的。而恰恰是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了各国文化间最深刻而根本的差距，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最紧迫而深刻的预见。

老农

五、人类文明的现代困境

    在价值真相的第三层上，我们看到了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然而，这一点，其实西方人也有一样的价值期许，即资本的无限增殖，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断自我调整，以求永续不灭。换言之，在形式上与价值的真相并无区别。那么，西方的价值体系不是也挺合乎价值运行逻辑的吗？


    如果只看表面形式，那是必然要犯迷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本能还在线，也知道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改进，亦步亦趋的事情总还能应付两下子。再加上他们至今还有个阔气的架子，哄哄刘姥姥，那是没啥问题的。


    现代有个高大上的词，叫做：进步。而且，将进步说成是无条件的，新的必然优于旧的。如此，也就渐渐引发出另一个更日常、“亲民”的东西：时尚，暗示又进步又高尚，还亲民，怎能不让人爱得痴迷！这里，我们只是举出一个例子，来体现西方现代文化的“迷人”之处。但《西游记》教会我们，不仅要看一个事物的表象，更要看其本相。因为，很多迷人事物只是引人上当的诱饵和圈套。有个好名声就容易引人入套，却很不容易解套。在《西游记》里，孙悟空一般一次对付一个（或一伙）妖怪，都必须全力以赴。那么，这里要考察致为复杂的一整套文化的真伪优劣，恐怕就不是一般眼光能洞察的了。而这一困难，正在日益变成人类的认识困境，进而演进为人类发展的死局，足以将人类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类必须突破！


    那么，现代不同国家文化有优劣高下的差别吗？西方人认为当然是有的。恰好，我们也认为是有的。只不过，西方认为西方的最优秀，代表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则完全相反，认为西方文化不仅落后，而且是绝路，而中国文化才是未来。为什么？


    前面刚提过，《西游记》结尾时，作者说了：跟着真经走，不仅能“同生极乐国”，还能“尽报此一身”。请问：人活一世，终有一死，什么能“尽报此一身”？古人觉得能香火有继，能寿终正寝，就是了。但现代人已不信这些。因为现代人被进步、被科学说服了，相信人类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所以，我们今年是不知道明年的，信什么都不算数的。于是，我们除了吃饭，就剩吃瓜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是人生合适的尽头或说结尾，也就是说，不知道人生最可靠的重心在哪里。是家人、子女？国家、民族？人类？爱情？爱好？成就？财富？享乐？见多识广？还是干脆无所谓？


    人们陷入了迷茫和自说自话。许许多多的人干脆就只管自己随心所欲了。别人？别人算老几？他凭什么教导我！那么，有些人因为不了解，加上受人诱惑，想象力还丰富，做了精神外国人，也不算奇怪。本人也曾是“自由民主博爱”的迷弟呢！实在说，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其实与“迷茫”是同义词：反正是瞎转，溜达到哪儿不是溜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跳到桌子上大嚷：我们是“山巅之城”——，我们是“民主灯塔”——，他自然能挣个好行情了（商业用语就是：解决了市场痛点），不意外。


    可问题是，他现在已经穿帮了，大家都不信他了。那怎么办？大家继续瞎溜达？


    许许多多的人看好中国的前景，但心里其实又很朦胧，不确定，总不能说看你有钱有势就信你，以你为信仰的定海神针吧？骗别人也许是桩生意，骗自己算哪样啊？大傻子吧！掩耳盗铃是没用的。


    因此，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信仰稀薄的年代，凭什么信中国？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又与前面问过的那个问题，联接起来了——请问，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共同认可，能令人生都值得？


    当年，美国大肆贩卖“美国梦”，一时风光无两，赚尽天下人心。人人趋之若鹜，仿佛到了美国就能成人生赢家。然而，“美国梦”是并不确定的，到今天可说是没几个人再企盼了，美国人都不怎么提了。换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做梦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换成整个国家了。外人还是绕道而过吧！


    于是，问题就可能转到中国这里了：你中国凭啥吸引人外国人？


    相信有人肯定会说：大家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嘛，行！不过，我先得问一句，若是以后我又想分开单过，行吗？
    ——为啥要分开呀，不是都命运与共了吗？
    ——也许到时候觉得没意思了吧……
    ——什么叫没意思啊？
    请问，什么叫“没意思”？“没意思”通常等于“不值得”，即付出之后，收获太少。在资本社会，明年赚的比今年多就“有意思”，反之，可能就“没意思”了。所以，资本主义必须做到让资本无限增殖，才能为自己续命。否则，就要解体。那么，中国能提供什么能让人家觉得有意思？总不能一直给钱，或是保证人家赚钱吧？金钱也买不来真爱呀！


     所以，核心的核心就是：中国能提供什么，能让人觉得有意思，而且一生都值得，永生永世都值得？


    恐怕有人要质疑了，中国有这样的东西吗？


    不用怀疑，中国当然有！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


    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不断，延绵不绝的文明。所以，它一定是能让人觉得有意思，而且一生都值得，永生永世都值得！不然，它早就烟消云散，人走茶凉了，正像那些已经消亡的文明那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令中华文明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换言之，中华文明有什么独特的品质而与众不同？


    这个问题我曾经断断续续琢磨过许多年，一直百思不得要领。直到最近在研究价值的真相时，才突然顿悟，恍然觉醒，许多问题由此茅塞顿开。所以，现在我也想问各位朋友一句，中华文明最重要而独特的品质是什么？请您先考考自己，说不定，您悟性更强，自己也能发现呢！

老农

六、价值的尽头

    恐怕有朋友要错会我上一节提出问题的用意，以为我要开启对自家文化的无脑吹捧，那就不是本节标题的意思了。


    所谓“价值的尽头”，就是一个人要告别对价值的执着，这怎么可能还会热情投入对什么东西的“点赞模式”呢？那岂不是对价值的迷恋？怎么能到达“尽头”？


    既然我们已经都说到了价值的第三层，说到了永无止境。那再往下，就不能搞无限循环，而必须决然斩断，这是逻辑的必然。那么，什么是价值的尽头？


    价值的尽头，粗粗想来，人们会以为是很黯淡的感觉：到了尽头，应该就是要完结了——生命嘛，离不开价值，到了尽头，后面就是荒芜了，那还不是要完结了吗？应该就是死亡了。听着好像有理。那对于人呢？对人来说，价值的尽头是“无”，是“空”。而老子从这“无”中看到整个宇宙、全部的历史逻辑（自然的以及人的），由此，他写下了《道经》、《德经》。


    换言之，他在无中见到了有，从无中打开了全世界。那么，你说，对老子来说，价值的尽头是什么？是境界。这样讲恐怕还不能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再讲的细一点。


    为什么要讲价值的尽头？我们不是都离不开对价值的依赖吗？到了“尽头”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我们必须依赖价值，才要更好地把握价值，才必须做价值的主人，而不是价值的附庸，乃至奴隶。因此，如果我们始终泡在价值之中，就必然要变成价值的奴隶（请复习一下主奴辩证法），失去自由。为了自由，我们也必须尝试超越价值，去看一看它的尽头。


    价值的主人是自由的。这自由就体现在他能于尽头处从容淡定，坦然处之，并在这一高度从容、妥善安排价值，乃至从无中创造出价值。老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价值的尽头是境界，是自由的境界。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说到圣人，离我们问题的答案又近了一步。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恰恰与圣人直接相关（不是精英主义，别想多了），同时也与每个中国人相关。


    前段时间的热播大剧《觉醒年代》有一段讲辜鸿铭老先生赞颂中国人（注意，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品质，他总结为“温良”，并把温良的源头归为中国人“过着完全的心灵生活”，最后又更进一层，归结为中国人拥有“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和谐，当然与“和为贵”是合拍了，但我们对于心灵还是难以把捉其实质。而且，通观而言，辜老先生的发现于我们还是一种朦胧的遥指，一种浪漫多于确切的提示。当然，我们没必要埋怨前人。探索、发现总是一代代接力的工作。前人未竟之业，后人努力接上就对了。至少，我们从辜老的总结中，看到了中国人完成的是一种“和”的创造，并达到一种其他民族未能企及的境界。对了，辜老还提到了孩子、赤子之心，这让我们又想到了老子、圣人，想到了天人合一（赤子代表天真、天性）。只不过，天人合一依旧很玄，无法直接变成我们现代人可以把握的切实精神财富，难以很好地分享并加以善用。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老子、圣人这里，从源头上取活水，去看看在价值的尽头藏着什么秘密，能让老子看到无中生有、无为而无不为。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子弃价值于不顾，而走向价值的尽头？一个很自然的答案，便是老子对现实失望了，对当时社会状况不满了，所以才想探索新的可能性来救治当时的社会。然后，我们看老子的结局：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后，他便飘然出关而去，不知所往了。显然，他知道，个人力量有限，改变不了现实，不如飘然而去。而他留下《道德经》的举动，则表明他相信其中蕴含着有效良方，能救治社会。而我们也看到，《道德经》的深刻智慧，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天，仍熠熠生辉。


    于是，新的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来了：究竟在老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使得他能从深深的不满与失望中拔出脚来，变为一种洞达宇宙天地奥秘、尽悉人世推衍脉络的透彻，同时仍保有赤子般的质朴、真诚，以及圣人般的悲悯、仁慈？问题问到这儿，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让我们来看《道德经》第十二、十三篇。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十二）


    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指的正是人成为了价值的奴隶，因此才要“去彼取此”，即放下价值，走向价值的尽头：无。而之后的第十三篇则揭示了无究竟是什么意思。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


    所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是在前一篇的基础上，从更切身、更有影响力的价值品类（名誉、安危），来凸显人被价值奴役的情形。然后，方向陡然反转，仿佛是一个醒悟、一个决然的割舍，老子说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不再吝惜肉身（安危），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连肉身都能舍去，这不正是到了价值的尽头吗？


   
    原来，老子在价值的尽头刻下的是“无我”二字。


    关于“无我”，人们熟知的是儒家孟子式的舍生取义、舍己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面看，老子与孟子的无我是一样的，都是不吝惜自身。但本质上完全不同，实现的路径也根本不同。儒家完全无须经过价值的尽头的转折点，而是从一种价值（身、己）替换为另一种价值（义、人）。这种替换无关“道”，无关深层次的转换，只是以情感（同情、恻隐之心）做中介，人自身没有根本的转变，仅凭主观判断区分价值的高低。这与道家、佛家从无、空，经历切身的深刻转变，从而揭示、验证了宇宙的客观真理（道、如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里没有鼓吹精英，贬低凡俗的意思）。


    老子没讲如何悟道，因为，他觉得和不了解的人说不清楚（参见老子“上士、中士、下士”的议论），只说了一句“夫唯道，善贷且成。”“贷”就是指放下价值，往往被今人引申为施予、施惠，其实没说到本质。


    但佛家对悟道有相当的披露。我们看《西游记》第19回中引用的《心经》上所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空”、“无所得”、“远离颠倒梦想”（以及《心经》论述的“色即是空”），都是指价值的尽头，“菩提萨埵”、“般若波罗蜜多”、“涅槃”，粗略讲，即是指个体内在蜕变的神秘经验。整个过程与老子说的应是殊途同归，都经过神秘体验。这个部分离大多数人有点远，无须多言。但其中一个至为宝贵的心理效应之成果，却实实在在、深深植入了中华文明的灵魂中、骨髓中，令中华文明彻底蜕变，与众不同，并由它生发出辜鸿铭老先生所说的“心灵的生活”、“心灵与理智的和谐”以及“温良”，乃至于全方位、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这个深刻而神秘的心理效应成果和独特的品质就叫做：和解。

老农

（重复，删除）

老农

七、和解

    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把这句话拿来解释“和解”也并无不妥。就是说，当一个人透彻认识了这个世界后，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而不是象某位西方思想家说的：看透生活还依然热爱生活，就叫做英雄主义。这叫做“中二病”没好，好吧。过日子能过成英雄，你家开勋章店的吗？那写“难得糊涂”的郑板桥老先生，你该给他发几吨重的大勋章啊？还是要痛斥人家不懂英雄主义？


    把热爱生活叫做英雄主义，其实是过度执着于价值的表现，或许，在西方那种冷漠的世界，需要这种执着，才能免于绝望。但在中国，老子应该会说：“甚爱必大费”，平常心就好。中国老百姓把生活叫做过日子，那就是与生活的和解。因为，人们懂得，无论如何，该来的总要来，该走的总会走。所以，别较劲，该干嘛干嘛，洒脱点。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外云卷云舒。自自然然的状态就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而我们这里要说的和解，不仅是与生活的和解，与过去仇家的和解，与中二病的自己和解，更是与整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解，与各种对价值的执着和解。这种和解不是放弃，不是凡事都躺平、无所谓，而是为所当为，无为而无不为，不为所不当为。能充分滤去各种背景“噪音”，不信神，不信邪，更好地专注核心事务，并享受点滴美好，最终，靠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也能与众人共享的锦绣江山、锦绣生活。


    打个比方说，你家附近有条野狗随时乱吠，搅得四邻不安，非常烦人。此刻，你手头正忙一件要务，狗吠又响起，让人有点分心。你会跑出去撵狗吗？不会的。那叫不懂得抓主要矛盾。反之，如果家有病人需要静养安睡，那就要尽量把狗赶走，保持环境安宁。因此，用个新词讲，和解能产生“战略定力”，做好该做的事。


    问问愚公，问问开凿红旗渠的乡亲们，问问当年新中国千千万万百折不挠的建设者们，问问当年朝鲜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是如何面对困苦和牺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而他们往往只会笑笑说：没什么，谁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等等。今天的我们以为这叫做“质朴”，其实是把这看小了，漏掉了五千年文化的加持之功。这其实从根本上，是源自和解的力量。他们都是“天生”的“和解者”。


    但是，志愿军战士的对手们，可没有这份定力与坚持：百分之一的困苦就会让他们投降了。他们把这叫做人性。多么廉价的“人性”！不就是趋乐避苦吗？不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这都叫人性，那他们也只能把志愿军看成神（性）了，只能发出“真不可思议”的感叹了。


    没办法，双方的差距就是这么悬殊：神对人。这就是降维打击，这就是中国文化加持的神奇效果。而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则帮助这种效果在摆脱掉旧日文化糟粕、污泥浊水的沾染后，更加凝聚集中，所向披靡。


    那些基层战士可能并不懂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什么先进的主义，但他们人人自带中国文化这份精神核动力，只要调校正确，中国文化就威力无穷！因为，海纳百川的中国文化就是跟真理最亲（最善于滤去“噪音”，沙里淘金，去芜存菁），没有第二个。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就能百战百胜。所以，毛主席说：路线方针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为，干部正是负责具体领导的。


    而干部，光优秀不行，还得懂得中国文化。


    为什么那么多喝过洋墨水的优秀分子，要追随山村里走出来的毛泽东的脚步？不为别的，就因为毛泽东最懂得中国文化和国情，最能把先进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质揉和一体，发挥出人的最大潜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


    所以，是杰出的领导、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引领着优秀的人民。因此，也唯有毛泽东首先喊出了“人民万岁”。而在“蒋先生”眼里，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在北洋军阀眼里，则楞是看不到人民，只看到一个个的人，如牲口一样任人摆布的人。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有“和解”这份特质，才令中国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包容度和承受力:上不封顶，下不见底。既能替天行道，又能逆来顺受；既能大闹天宫，也能虔心取经；既有神仙圣人，也有魑魅魍魉。而小鬼正是磨练圣人的“磨刀石”。正像取经只有一路降妖除魔才能成功。


    而中国文化熬过了几千年、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自然练就了独门的核心“功夫”。而和解正是它最独特的品质。因为，能与万物恒常和解，中国人才能海纳百川，才能跨越历史的周期，结成大一统的国家、社会、群体。反之，不能与万物恒常和解，就必然会固守在各自的茧壳内，自弹自唱，凝聚不成一体。我们看到欧洲破碎的版图，就一目了然了。







    怎么才是与世界、万物和解呢？

    用列举法显然不现实。我们举个反例做对比，它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能代表许多人内心的向往和认同，剖析它就很有价值。海子是个值得尊重的探索者，客观地认识他的得失，也是一种很好的尊重方式，更是对所有人的负责。


    无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真诚的，也是动人的。然而，它不是和解。海子试图与世界和解，甚至以为已经和解了。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他放不下自己最后的坚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的坚持是真诚的，所以，他没法骗自己。他曾以为和解达成了，很欣喜，准备开启明天。然而，当他发现和解不了时，悲剧就注定了。而根源就在于误解了坚持与和解的区别。


    和解是在接受一切，愿意承受一切的前提下，坚持可以坚持的。而“面朝大海”却是说：我已经在海边了，可以坚持把背脊朝向内陆（即“我拒绝”）。然而，脚下的立足地是不是内陆的一部分？如果是，你凭什么坚持背对它？这种自相矛盾就是悲剧的根子。一声“陌生人”的招呼，暴露了他未能达成和解的真相。海子的真诚令他必须拒绝这种既背对又立足的矛盾。于是，只能走向大海。


    大海与内陆绝非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海底的大陆架是不是与内陆相连，无法割裂？我们再说的不那么抽象点，海水能喝吗？要喝水还不是得到内陆取啊？所以，如果说“住在海边，春暖花开”，那就没矛盾了。只不过，它好像也就不那么浪漫了。更关键的，“我”的坚持似乎也没了。世上太多人就是放不下这份自我的坚持（西方人爱自由，正是典型），若有妥协，纯是出于不得已。否则，就只有“二者皆可抛”了。


    事情的真相在于，（与世界、万物）和解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这正是它的神奇之处。看起来，与世界、万物和解是“我”单方面在按手印、“认怂”。这完全是误解。和解是与世界、万物全方位的、深刻的契合，合于道。从任何局部的角度解读，都会发生误解，只有站在全局，方能看清。


    中国的圣人悟道，得道，行道，中国的百姓知道，行道，关键时刻，替天行道，从而令中国文化成为地球上独特的存在。道不可言传，只能体悟。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体认了道，方遵道而行。所以，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圣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不经过无数次正、误循环，得不到这样的结果（就如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它也是最宝贵的。知道的人都知道。


    道，最为人熟知的内容有，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当然，不知道、不相信的人也很多，西方最多。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不懂道的人，不管他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只要他遵守王道、法律，我们可以不管他。就如《让子弹飞》里说的：让子弹飞（一会儿），“他要是体面，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我们就帮他体面。”“帮”的方式，可以迂回着，由农村包围城市；也可以直接地，走对手的路，让对手无路可走（这个尤其体现了和解的力量——真诚地接受对方的逻辑、原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所以，过往中国人最要紧的是“上道”。不上道的结果，往往是被“教做人”。做人就是要学会体认道。道没法教。今天是法治社会，似乎不用费心费神去领会道，只要谨守法律的明文即可。这的确容易了许多。但，道是客观存在，道与整体同在。而“整体”无法被“部分”所证明（思维、逻辑、语言、科学、证据等等，都是“部分”）。因此，总有人不知道而行无道，不知和解。那么，整体、道总会有无数种方式、办法向他展示道的存在、道的力量。因为，整体不可能被部分所取消，却能取消部分或部分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很强大，但却拦不住人口的萎缩。这萎缩正是“整体”在对资本主义说“不”。


    所以，我们也不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道者可以一点点体会，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道隐无名”，“善贷且成”，总会给些宽限容你渐渐走过来。但是别作孽——自作孽，不可活。


    多数人总有个“我”字在心头，所以，和解很难。正因此，中国文化才特别独特、特别宝贵。而和解也正是中华民族最厚重、最宝贵的文化底色、精神底色。和解是返璞归真的智慧，是悲天悯人的胸怀，是甘于平淡的自尊，是坚韧的清醒，是放下了一切，又随时能全然地奔赴任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愿意自我奉献。自我奉献是彻底的和解，与天地、命运，与幸福、康健，与痛苦、死亡，与自己和解，为了最关切的对象，也为了向不知道者昭告和解，归根结底是生命与价值的和解。没有自我奉献的自觉意愿，就不可能真正和解。没有自我奉献的践行，就不能证明和解。而没有自我奉献，和解终归只是投机。




    中国人的和解体现在中国文化、制度、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中国的“中”字。如果不是对宇宙、天下看得明白，如何知道“中”在哪儿？如果不是对和解有清醒、坚定的认同，又怎么会满怀热情地以“中”（代表八方集凑，和合）自我命名？


    再说龙这种想象的图腾。它集合了多种强大、灵活物种的特征，能掌控一切（包括创造与毁灭），有无穷的变化，而不会困守一处（正是万物和解、融合的综合象征。象《乌鸡国》里的井龙王，实为吴承恩这位戏谑大师对龙这一“物种”有意开的玩笑，意在讥讽困守于既有价值之中的僵化者，这与该故事的主题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龙只能呆在水中，飞在天空（总是流动的状态），而决不会蹲在山里。而且，龙总是很富有的，拥有无限宝藏。因此，想象中的龙也必定要住在龙宫里——房子小了，装不下宝嘛。再者，身背文化源头基因密码的龙，还掌握着农耕社会财富的源头密码，即浇灌、滋润万物和庄稼的水。这里也暗示出，我们是把和解视为人与自然、宇宙间一种终极的状态，是人最高的成就。同时，也暗含着（和）也是天地秩序普遍的、基本原则——水就是沟通、联结、融合天与地，天与一切生灵的普遍因素。


    再如，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正因为和解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基因。爱好和平则是这基因的外显。我们不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乐于与四方近邻，和平共处；也乐与八方朋友，友好交往。但和解不是躺平，更非软弱。爱和平也不是怕事。过去我们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气概，今天则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信原则。中国有天下主人的心态，因为我们与世界、万物和解、融合。同时，也自然秉持一颗平等之心，愿与所有人共享天下。因为，大家都是天下人，都是天下的主人。


    其他能体现我们和解特质的，还有如阴阳相生的哲学；五行生克的平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清醒；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自强精神；知足常乐、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与智慧；诗歌的对仗、音韵、格律；绘画的留白；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天圆地方所体现的多元包容又不失和谐秩序的宇宙格局；既有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又有家和万事兴的现实安顿，才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达观，方成就了海纳百川、生生不息的文明。


    一个极能体现中国人和解特质的事物就是中国的诗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读几首古诗词来感受一下其中的中国气质：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yā），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无数的中国古诗词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展现了一种能与自然相融的内外在秩序。而中国古诗词不同于西方诗歌的最重要品质也在于此，即中国古诗词都有一个共通的内在品质。合乎这样的品质，才有资格称为诗，那就是“天人合一”。这独特的品质使古诗词有了不言自明的感染力、说服力和权威性。以至明清时候的说书人、小说家在故事的要紧处，总爱来上一句：有诗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