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的“孔天子”

纯粹汉语

话说张三和李四来到一座山上，但见一座寺庙，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文庙”。张三对李四说：“仁兄，看，好一座文朝啊。”，原来繁体字的庙是广下面有一个“朝”，李四说：“贤弟，那不念文朝，念丈庙。”张三和李四争论起来，互不相让。

  两人文朝丈庙争执了半天，谁也争不过谁，于是就决定去找庙里的师父问问。他们正准备进庙去，恰好一个小和尚出来，两人上前施礼，说道：“有烦师兄，请禀告老师父，我二人特来拜望。”小和尚回答说：“师父不在家，出门化齐（斋）去了。”

  这时一个教书先生路过，二人又向教书先生求教，教书先生便说:

  文朝丈庙两相宜，

  和尚出门去化齐，

  先生好比孔天子，

  不信去问苏东皮。

  你们看嘛，那字是苏东皮写的噻。

   大家别只当这是笑话，如果自古以来的《字书》《训诂》由中国社科院编纂，那我们现在就真的会称“文朝”“丈庙”。这是一个古代的笑话，却成了现代的事实。比如荨（qián）麻疹和标识（zhì）不是变成了荨（xún）麻疹和标识（shí）了吗。

  荨（qián）麻是一种植物，它的毒性使皮肤接触后会立刻引起刺激性皮炎，如瘙痒、严重烧伤、红肿等。医学上就把像这种情况的皮肤病称作“荨（qián）麻疹”。后来因为有些人不认识这个“荨（qián）”字，把它错读作“荨（xún）”。于是中国社科院的孔天子们就把这个“荨（qián）”字加了个“xún”的读音。并在字典词典上写明 “荨（xún）麻疹”。但因为保留了荨（qián）字的读音，这样一来，“荨”字读“qián”，读“xún”就勉强可以“两相宜”了，荨（qián）麻疹也就变成了荨（xún）麻疹。这些年还有很多类似的错别字“转正”。

  “荨（qián）麻疹”这个词来源明确，理据充分，形象鲜明。一说荨麻疹，人们就会联想到接触荨麻后引起的皮肤反应。改成“荨（xún）麻疹”以后，从逻辑上讲，这种联想就没有了，因为世界上没有“荨（xún）麻”这个东西，至少现在还没有，自然就不会有它带来的反应。

  “荨（xún）麻疹”这个名称没有来源，没有理据，更不会产生联想，是个莫名其妙的名称。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云云大众身上倒也在情理之中，可孔天子们也喜欢搞莫名其妙的事情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标识”一词，从三国嵇康的时代起，就读“标识（zhì）”。“识（zhì）（shí）”是个多音字。一直到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有“标识（zhì）”，并且，只有“标志”“标识”（zhì），没有“标识（shí）”。可由于不求甚解的张三李四把它说成了“标识（shí）”，孔天子们就在后来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把“标识”（zhì）改成了“标识（shí）”！还好，保留了“识（zhì）”的读音，这样“标识（zhì）”和“标识（shí）”也勉强可以“两相宜”了。

  孔天子们莫名其妙的事情还有：《新华字典》“垭”字的注解里有个“黄桷垭”还写明在重庆市，其实重庆并没有黄“桷＂垭，字典里讲的那个地方叫“黄葛垭”。黄葛垭的名称来自黄葛树，这在前人的《巴县志》上写得清清楚楚，可重庆的孔天子懒得多看一眼，自作聪明地创造出黄“桷＂垭这个无人称呼的地名。黄“桷＂垭的“桷”是个错别字。重庆地名管理部门的孔天子把“黄葛垭”错写成“黄桷垭＂，中国社科院的孔天子就依样画葫芦，把“黄桷垭＂这个错别字地名搬上字典和词典！为我们的搞笑俱乐部增添了一个“佳作”。

  不知道孔天子们从哪里得来的确切数据，证明说“荨（xún）麻疹”的人比说“荨（qián）麻疹”的人多？难道中国多数人都是这么愚钝、马虎、不求甚解？其实出现错别字时，只是由于这个情况很凸出，影响大，容易引人注意，使用错别字的人不一定在数量上占多数。比如街上出现一个疯子，人们不会觉得怎样，如果出现十几个疯子，有人就会说街上有很多疯子。其实跟街上成千上万的人比较起来，十几个疯子只是极少数，并不是真实的很多，只是因为这种情况不是正常现象，很显眼，所以某些人就有“很多”的感觉。错别字的情况就是这样。孔天子们把我们民族的文化，削足适履，去迎合部分人因无知产生的低级错误。最后就会使伟大的中国文化被谬误蚕食，逐渐从优秀变得平庸、变成垃圾。
     张三和李四认错了字，再加上中国社科院的孔天子们无原则无道理地盲从，“文朝”“丈庙”就会变成“两相宜”的正确读音。这种给错别字加读音“纠错”的神奇方法，进一步发展还可以使所有的汉字“三相宜”“四相宜”“五相宜”......。托孔天子们的福，今后就不会有人再用错别字了。


198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荨麻疹


198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