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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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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14 23:04: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我的进击


作者:愚夫老戎





一、前言三条




    一、任何人类实体——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团体、单位、政党、国家——都有“自我”。如今,人类又创造了一种准实体:人工智能。

    二、自我是一个自行闭合(封闭)的空间。不能闭合意味着不够稳固、不能长久,意味着不成熟。天真的人的自我是敞开的,常常不设防的,很容易受到伤害。

    闭合空间的简化形象就是球体或球形。而其实际模样则无从描摹,无限复杂,有无穷的样貌。但我们仍可以用一个词来涵盖这种丰富性。这个词就是:人性。

    人性,这个词,意味着人的或自我的一种共性:不完美、不完善。这一共性首先来自于闭合性本身,即封闭性:自私、狭隘、隔绝、疏离、冷漠等等都是封闭性自带的缺点。其次,不完美源自闭合的不到位、不牢固。人都有缺点。这些缺点除了前述的之外,多源于闭合结构的漏洞、空隙和空虚之处。

    上述不完美构成了人性的陷阱:人试图以种种不合适的方式、方法改变和规避人性的不完美,反而强化了缺陷或扭曲了人性,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并且使问题更难得到改进,导致恶性循环,最终招致周期律的清算。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从不吸取教训。这说的正是这一陷阱。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自我-球形-人性-陷阱”。

    三、要跳出人性的陷阱,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则意味着无数条路、所有的路。


    补充一点。


    人工智能是不能自行闭合的。它实际只是人的理性思维的技术性投射。但由于可叠加人类行为的丰富性(如大数据),它又具有超越理性的多面性(如通过大数据进行“学习”、自我迭代),从而形成独特的开放性,但又始终落后于人的创造性和现实的多样性(以及偶然性)。

    这种准实体永远面临一个责任困境:即模仿实体的思维、判断、决策和行为,却无力承担一个实体应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也即永远无法闭合,如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监护的“被监护者”。

    从(政治的或商业的)实践上讲,这种永远的监护者最终只能由政府或国家来充当。所以,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只能局限在那些责任轻微的场景中。而任何重大责任(如自动驾驶)的场景,都必定要有政府和国家来担保。这就不是商业能解决的事情了。

    结论: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有政府的强参与。换言之,只要想推动人工智能极大发展,就必定导致商业行为变为社会集体行为,也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人工智能的属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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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15 10:57:40 | 显示全部楼层
“自我的进击”指什么





    自我的实质功能是在现实中维持生存,故此,它必须闭合。闭合则必然带来前述的那些缺点,令自我陷于焦灼乃至绝望,并极力挣扎。各种欲望、争夺乃至残暴,均是足以表现这种自我困境的症状。至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不过是这困境下的哀嚎。




    西方人应对困境想到的是所谓“自由”,表明了他们的文化短视,看不到问题的基础就在于自我(的闭合),妄想以强化自我来摆脱困境,实际无非是作茧自缚。西方在抗疫和美国在控枪上的无解,证明了这种策略的根本失败。


    要摆脱自我的困境,跳出人性的陷阱,唯一的路径就是打开“自我”的闭合空间,恢复“自我”敞开的能力。人们说保持童心,其实就是期望回归未闭合的样子。


    因此,自我的进击就是要从闭合“进击”至打开,敞开自我,放下自我,直至无我。庄子的《逍遥游》主旨便是放下一切凭恃(无所待),以得逍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人最终极的凭恃便是自我。唯有放下自我,才有“无己、无功、无名”。你看,连无我都有三个层次,可知自我的进击绝非易事。它实际是从生存走向生命至上、至美的境界,与万物同游,“自由”连给这种境界提鞋都不配。因为,实际上,“自由”反而是个累赘。


    我们不得不为我们先贤的伟大而赞叹,而自豪,并为自己生为他们的后人而庆幸,而激奋,而努力向上。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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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7 10:48: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2-6-27 12:39 编辑

二、唯一的路径


    在说唯一的路径之前,需要先讲一下一条岔路。

    儒家见到道家的理论很先进,决定也照方抓药搞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来。但觉得道家的理论属于“高配版”,一般人成不了事。便决定搞个“低配版”,但看上去却相当的“高大上”。这便是《大学》。

    《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止于至善”,就意味着“闭合”。闭合于圣人(境界)。于是,性质完全失真,重新落入困境和陷阱之中,无法自拔。因此,儒家终于也只是一条歧路。

    《庄子·庚桑楚》中就明确指出了儒家的根本错误在于标榜好坏、善恶、贤愚,并有所取舍,实际相当于自我封闭于所谓好、善、贤、圣之中,也必然引发相应的困境和陷阱。所以,文中明确预言:“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后世儒家为救济自身理论的缺陷,援佛入儒,最后,干脆来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终究改变不了其割裂整体的“胎里病”,这是其理论和思想基因,也是方法论上的缺陷:唯心主义加形而上学。佛教的问题在于唯心主义加虚无主义。现代西方号称有科学站台,但实际未能免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痼疾,科学不过是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婢女”角色。

    道家的问题在于唯心主义,但方法论上秉持整体观,却能极大弥补其缺陷,故而产生了实事求是的致思方法,并有诸多如中医、兵家、历法、农艺及各种手艺等这样相对成熟、务实的实践领域,维系了中华文明之脉,绵延不绝。

    因此,自我的进击的唯一路径就是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就是不割裂整体,对一切一视同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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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7 12:40: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2-6-27 12:48 编辑

三、变:从两仪到无穷





    如果说打开是阳,闭合是阴,那么,中国过往的历史就在这八个字中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打开,合是闭合)。无论分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天。古人也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自秦始皇起,这个天就被理解为大一统的秩序,其中有一个坚固的内核。秦始皇以为这个内核就是自己的家族,可以从一世、二世,直至万世。事实证明,这个内核的确存在,但绝非某个家族,而是道。


    秦以后的早期儒家,包括早期道家,以为这个道会体现为五行的生克变化,主宰着天和天下的秩序。就连东汉末年造反的黄巾军,也要主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木的主宰周期已完,土的主宰周期开启)。显然,那时的文化思考是闭合在五行体系里,拔不出脚了。这表明,无论阴阳,其实都成了阴,没有了阳,那就不合道了。随后的三国、两晋都气数不长,根子应该就在此。


    东汉在文化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那就是佛教的引入。


    由此,五行体系被“空无思想”刷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格局被打开了。


    佛教盛行之前,文人的命运只能受政治的拨弄,好容易出了个陶渊明,在酒杯中寻找桃花源,在山水间,寻求生命的安宁。至于其他人,要么在穷奢极侈中找寻刺激,要么在怪诞孤僻中自我安慰。这也是文化的闭合造成的人性困境。


    佛教的“空无思想”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完全打破,以虚无否定一切,可谓兜底一击。由此中国开启了全新的文化探索。唐僧取经就发生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至禅宗出现,中国文化的天被再次安排妥当,阴阳平衡——道可道。当然,在此之前的政治实践已经领先一步,开放(打开)已是自然而然的现实——胡人都能担当地方大员,可见唐人的文化自信有多么强大。


    这时的道,阳是开放,是不拘一格;阴是自主,是为我所用。如此,万物皆备于我(当然,这其中的封闭性也是日后动乱的祸根——安禄山能割据坐大,正是封闭性在地方上的体现。包括后来的藩镇割据——总之,儒家的封闭性是其思想大本营)。


    抛开政治的演绎,单纯看文化的新局。我们能看到,佛教为中国人开放了人性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人性正果的味道。这对于这些幸运人士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也就难怪唐僧能以誓死之心,不惧千难万险,征服万里关山,取回文化的宝藏。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与此相比,人生现实命运的变换,不过是过眼云烟,梦幻泡影。“黄粱一梦”的故事出现在这个阶段,一点都不奇怪。这意味着——文人乃至所有人都不再是现实命运的奴隶了,而且,在终极意义上,也不再是自我的奴隶了——终极的解放是可以实现的。


    从此,自我就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肉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容器——皮囊,安放的是人性的本质。人只有充分认清这个本质,才能不再迷失于各种诱惑和变化,迷失于对自我的执着(我执),始终与道同行,得到生命的本真。比如,在佛教中,佛与菩萨都有许多法相。这一个个法相就是一个个临时“自我”,专门针对凡人的“我执”,以随机开启凡人的心智,令其觉醒,颇有一人一方,辨证施治的意思。


    发展到后来,人们对“自我”的多样性也有所觉悟,并体现为文化上的多样化创造——多神论的体系化编创(比如道教神谱中有三位天尊、四大天王、28星宿……;佛教有诸多佛祖、四大菩萨、八大金刚、108罗汉……),进而演变为民间小团体的多样性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创造。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莫非对多样性一体的生动演绎,透射出的是“自我”的无穷可能性,以及不执着于单一价值、僵化教条、封闭自我的开放和活泼生机。


    《西游记》中孙悟空喜欢“多里捞摸”,要学“七十二变”;猪八戒则有“天罡数三十六变”,隐喻的也是自我的丰富多样。而沙僧却不能变化,隐喻的则是人性本质的不变性(“车迟国”中沙僧也变化过一次,应属于作者早期创作的痕迹,被作者自己保留了下来)。


    正是这样的文化格局,让人们获得了极大的人性解放,能有效开发、释放生命、人性的无尽潜能,创造无限丰富的中华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与此相伴的,则依旧是儒家保守、固化的价值范式: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身上依然遗传着这个文化老怪的顽固基因。为此,他们可以出卖诸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明基石:人民、国家、主权、信仰、原则、人格、道德、规则。可见这种落后价值对集体的危害性丝毫不容小视。而这种顽固基因的本质还是自我和我执。对这样的人,自我不是人性本质的通道和工具,而是相反——人性本质倒是自我的工具。若是连本质都成了工具,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出卖和售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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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5 12:4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2-7-5 13:11 编辑

四、一个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






    最近看到有思考者拈出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值得做必要的梳理。



    以本篇“前言三条”说,社会也是有“自我”的,故社会革命自然可以纳入“自我革命”的范畴中。从形式上讲,两者可视作一件事,即实体的主动自我更新



    从实践和具体内容上讲,个人的自我与社会从来就是不可割裂的。任何自我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社会性存在。



   
    正如树叶不能脱离树枝生存一样,自我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续。鲁滨逊即便孤身在荒岛上生存,也依然是个社会人,维持着诸多文明人的生活习惯,甚至要组建“宫廷”,虽然其“廷臣”不过是猫狗之类。



    因此,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必然是密切相关的。



    具体来说,当社会是积极进取的时候,社会革命与(个人的)自我革命是相互推动、促进的正向关系;当社会陷于保守、腐朽时,就会压制、消磨、摧残多数人的自我,使之趋于萎靡、萎缩、渐渐异化、乃至空壳化,直至消亡(如自杀事件频发)。这时,许多不甘于沉沦的积极分子,就会自主展开自我革命,力求摆脱社会的腐朽影响,重新掌握对自我的主导权,并进而推动社会革命,唤醒更多人的自我,一同加入革社会命的队伍。这便是社会被革命。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西游记》讲述的实际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西游记》第一回就说:“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正是那: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第八回又借佛祖之口批判道:“但那南赠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第十三回,借泾河龙王滥用权力引发一系列官场腐败行为,更加具体、生动、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刻而普遍的腐朽性。



    因此,取经行动就具有了由个人自我革命(脱胎换骨),进而引发社会革命的改天换地的历史主动创造精神。这是《西游记》之所以伟大的最重要因素。



    返观今日,从全球范围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处在深度腐朽的阶段(俗谓之“比烂”)。而中国,则如同一个洁身自好的自我革命者,要将自身当做火种,去做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事业。同时,在中国自身的社会环境中,积极与消极、进步与腐朽则正处于激烈较量的重要历史进程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当下时代生动写照。坚守正义、谋求进步的人们要得到自我的正当权益,就不得不与消极、腐朽的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也就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展开、进行,两方面革命(乃至四方面革命:个人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相互促动,以反动做进步的“磨刀石”,激发、激励更深刻、广泛的探索与革命实践,直至彻底推翻腐朽的旧秩序,建立进步的新秩序,使自我与社会,中国与全球共同得到新生。



    从理论上说,自我革命离不开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也离不开自我革命,两者是同一进程的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扩展到全球,中国革命也是国际革命的重要部分,国际革命也需要中国新的革命进程的点火和加油。正如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共产党宣言》开篇说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正是一个革命了的自我,与旧世界格格不入,不被认识、不被认同、遭受猜疑、遭受排斥、乃至打压、摧残。但是,这个“幽灵”身上却具有无穷的新生力量、解放力量、摧毁(旧世界的)力量以及建设(新世界的)力量。它是齐天大圣,它是愚公和精卫,是夸父和女娲,是历久弥新的正义要求,是人民心底积蓄的强烈渴盼,是地底的火,它总要烧穿旧的地壳,涤荡罪恶,带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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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7 12: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2-7-7 13:17 编辑

五、今日世界深度腐朽的一个深层原因





    马克思强调过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观念——异化。为什么会有异化?人(乃至文化)为什么会异化?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能排除掉人的自然的、强健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答案是:商业精神。


    商业精神,看上去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积极、开拓、富创造性的东西。但这只是以一般的观察得出的印象。如果细查其核心本质,则不然。


    商业精神的内核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做最开放的事,求最封闭的果。最开放是指沟通四面八方,最封闭是指私人垄断。这是不是很邪性?很吊诡?然而,这却是关于商业精神最具常识性的性质认知,也恰恰是最本质的认知。


    这种特殊性质导致一切商业行为都具有了战争的属性,俗谓“商战”、“商场如战场”。要把开放的“公地”,悄然变为个人的“封闭私地”,当然要有非常的手段、隐秘的手段,自然非商业莫属。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商业的这份属性,也是建立在私有制、货币和市场的基础之上的。私有制诞生时,做的就是把“公地”变为“私地”的事;货币则同时兼具公用和私有的属性;市场亦然,既沟通四面八方,又常常被少数人暗地操控。


    正是上述力量的存在,才能赋予商业如此“传奇”的魔力:富可敌国是一种可能,又足以影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道德、日常生活,从生到死,从内到外,无远弗届,无微不至。


    然而,商业精神脱胎于商业,却能达到哲学上说的异化的“境界”,则非借助资本主义不行。原因很简单:异化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对商业的特殊属性,中国古人有深刻的洞察,故而也对其极端防范。前有大商人吕不韦的榜样存在,足够引起历代统治者的警觉。后有对商人的浓厚的歧视政策,严格限制其在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发展空间,可谓是“打入另册”。在这样严防死守的对待下,商业精神想异化谁?想都不要想!


    没有被异化的社会奉行的是基本的朴素的价值观,如同情照顾贫者、弱者,给远行的客人提供方便、食宿,善行、义举受到最高的褒奖、礼遇等等。


    然而,商业精神一旦大规模侵入社会文化精神的肌体,混乱与灾祸就是必然的结局。明朝中后期(尤其当发展到末期)就是中国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灾难的远因。


    远的不说,单就价值观的异变而言。过往,人们普遍把富人为地方造桥修路视为极高的善举。可在异化之后的观念中,却变成:“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如果仅仅是桥破一点,路烂一点,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商业精神普遍入侵社会造成的最大危害,恰恰是异化了人们精神的核心,也异化了价值观。人们再不把他人视为与自己价值一体的存在,而是视为可利用的工具、竞争的对手、乃至可剥削的对象(俗谓“韭菜”)。人类相互支撑的关系,完全变异为相互倾轧、乃至敌对的关系。


    就这一点说,商业精神不啻为人类文明的毒剂、祸水。


    如果没有它,两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顶多就是发生一些地域性的冲突、战争,如同古代一样。当然,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全球化也是不存在的。如今商业精神健康的开拓价值,已然被它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所压倒,成为极其负面的力量,时刻在毒化着人们每一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小到一根雪糕,大到抗疫检测,乃至卖国教材、精日、精美……


    国际上,昂撒人几百年横行世界的内在仰赖就是这商业精神:冒险、开拓、无情掠夺。当世界还算“空旷”的时候,其开拓性尚可容许。如今,遍地皆是“熟地”,哪里还容得下野蛮的“私掠”?


    那么,商业精神有可能转型吗?不可能。除非取消个人私有制度。因此,人类文明必须更换精神内核,从昂撒的商业精神,替换为道家的自然精神和儒家的和平仁道、天下为公,进而达到普遍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这将是未来数百年内人类文明发展的不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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