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中，这只老鼠最后被带到如来那儿去了。它见了如来会怎样呢？故事中似乎没有交代，但实际上，是有交代的。只不过，《西游记》常用半云半雾的语言说话，因此许多要紧话，事先也不会“敲黑板”提醒，却是“丝发之微，关头匪细”。象第22回一开头就交代了一句:“唐僧师徒三众，脱难前来，不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黄风岭，进西却是一脉平阳之地。”这番交代，“皮很薄”，但“馅很多”,“汤汁满满”：作为修行者，掌握了对付黄风怪（教条主义）的一般方法之后，便须主动开启自我“疗愈”的进程，这必然是一个“病去如抽丝”的缓慢而有益的过程，以抽丝剥茧的细致功夫，彻底清理自己头脑中一切既有的思想、观念，摆脱那些僵化的、刻板的、一成不变的成见、习见，还这些思想、观念，以及身边周遭各种人和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学会实事求是，才能有效避免黄风怪（教条主义）一次又一次地“成精作怪”，“伤生造孽”。这个过程一开始可能令人迷茫、苦闷，但却会逐步得到日渐丰厚的收获。这个清理、重整的过程就是“行过了八百里”，才会有之后的“一脉平阳之地”。也唯有到此，才有了渡过“流沙河”的一线可能。
关于“流沙河”的寓意（此处先简洁提一句，以后解析“流沙河”故事时，会详细展开），作者在取经人过河后写道：“他师徒四众，了悟真如，顿开尘锁，自跳出性海流沙，浑无挂碍……”可见，流沙河寓意精神世界的某种尘俗性质，具体说就是流变、散漫、无定形、无法凝聚成牢固的整体，故而，总会随机、随意地产生无法预料且没完没了的阻滞（河宽八百里，一眼望不到边）。而要过这样的“河”，跨过八百里黄风岭，绝对是必要的准备步骤（实际上，过不了黄风岭，唐僧也就得不到沙和尚做徒弟。这是修行的次序决定的）。修行人借此（即过黄风岭）能初步理清思路，理顺思想，完成意识的整合，情感的稳定，从而有能力挑战“性海流沙”。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黄风怪”故事开头，作者提前留给我们的回前诗，来慢慢体会修行者“打开了门户”，“一点灵光自透”的感觉吧：
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 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
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 只须下苦功，扭出铁中血。
绒绳着鼻穿，挽定虚空结。 拴在无为树，不使他颠劣。
莫认贼为子，心法都忘绝。 休教他瞒我，一拳先打彻。
现心亦无心，现法法也辍。 人牛不见时，碧天光皎洁。
秋月一般圆，彼此难分别。
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致所有在人生路上的有志者
作者：愚夫老戎QQ：821892804
第三篇 善·嬗
红孩儿故事引起我们注意，首先是因为下面这段骈赋体文字，它与第二十回描画黄风岭的文字近乎一模一样：
高不高，顶上接青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前常见骨都都白云，扢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泉，泉下更有弯弯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搠地献果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晓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唿喇的响，惊得飞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伙禽和兽，吓得人心扢磴磴惊。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堂当倒洞当仙。青石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这种“景致”上的相似性，提示了“红孩儿”故事主旨与批判教条主义的关联性。
“高不高，深不深”之语表明这里看似平常平凡之处（不高不深），却事关紧要（又高又深），后果重大之意，有生死之别，很可能是由教条主义导致的具体案例。那么，它究竟隐含的是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呢？
从红孩儿与父母的分离上看，这里有亲情疏离的元素；由“红百万、红十万再到红孤儿”的编造上看，其中又隐含着家道衰落的背景；从“儿子打老子”的谑语上看，又透漏出父子对抗的剧情，种种管中窥斑的散落信息均指向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这又与牛魔王家庭并不美满的状况相吻合。因此，这必然是一个不幸的故事。而孙悟空在其中十分难得地几乎死过一次，这是《西游记》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在《西游记》中，孙悟空遭遇过砍头、剖腹、挖心、下油锅、雷劈、火炼、封禁、镇压……尽管惊险已极，但哪一次都不曾如此危及其性命。可在红孩儿故事中，孙悟空的这一神话却被打破了。故事的真实内容之沉重，可想而知。那它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可不想让读者轻易看出来，反而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挑战着读者的智慧。
自然，我们的第一首选是查找回前诗，从诗中探寻核心的线索。就拿第41回的回前诗来说：“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隐现任浮沉，随分饥餐渴饮。神静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蹭蹬破禅林，风动必然寒凛。”从中我们直接能推论出的，便是故事主旨似乎与善恶的分别及善恶界线的模糊有关，其他便难下判断了。
但善的概念的确是贯穿了故事的全程，尤其在故事的最后部分（观音出场后），这种与善的关联更加明显。在故事开始阶段，妖怪就明确把善作为对付取经人的一个关键策略加以利用；唐僧也埋怨孙悟空不善；孙悟空也确乎表现得相当不善（即恶）；甚至假牛魔王也诡称要做善事，守斋戒。在故事后期阶段，观音先是提到善财龙女，后来又细致慈悲地关照了妖怪所在山中大大小小虫兽的生命，引得孙悟空由衷地称赞观音之善。最后，红孩儿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由于其顽劣无知，观音又令其一步一拜到南海，名曰：“五十三参”（拜）。这是作者有意对“五十三参”这一佛教典故的改造，赋予其无知者学习善法的新意。
在故事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于善的无知，不仅属于红孩儿，也属于孙悟空，甚至口口声声、言必称善的唐僧，也与这种无知沾边。这并不是他不够善，而是因为观念的落伍。在以往残暴横行、苦难深重、黑暗浑沉的年代，人们几乎看不到有力量的善，只能在想象中勾勒虚构的善。在人们的想象中，这“善”不仅满足人们所有善良的愿望、期待，符合弱者心目中“善”的所有标准、形象，而且在与恶的较量上，一善胜百恶。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就成了一“善”抵百戏：正神甫一出场，邪恶当即望风披靡，堪称无敌“秒胜”。这类“善者无敌”的想象就沉淀为“救世主”的文化符号。同时，善也“具有”了无敌的力量，成为了不容置疑的教条：行善不仅成了救苦救难的方式，也成了抗恶、渡恶的“法宝”。这夸张、神奇、无敌却又僵滞、刻板的神圣教条，就是唐僧心目中的“善”。顺便多说一句，在《西游记》中，唐僧正是因为心中抱持着这种对善的误会和落伍观念，才被说成是“无心听佛讲”，而被贬下凡间，重新修行的。
这种虚幻的“善”与观音的善一比较，高下立分，境界立判。观音的善，有境界，有力量，有架海的斤两，有关照众生的气度与容量，也讲究行善的策略，有机谋，有手段，也有工具和小花招，是一个丰满、多元、复杂的有机世界。也只有这样的善，方能在一个充斥恶的世界中，激浊扬清，驱邪扶正，清扫出一片干净的晴空，创造一方净土，为无助的人们提供力量，给他们带来平安与祥和。
也正是在这次降魔的经历中，孙悟空第一次领悟了什么是真正的善，才从此真正开始告别纯粹的恶，才挥别了许多原本携带的负能量。可以说，观音在这里启发了孙悟空的善，启动了他内在的正能量。拿这一故事前后。孙悟空的行为表现做个对比，这种变化是极为明显的：纵观孙悟空取经一路上的表现，在“红孩儿”之前，基本没有表现出什么主动行善的意愿，大多是争强好胜、擒妖捉怪的兴趣在推动他积极作为。正是在“红孩儿”一关之后，孙悟空争强好胜的性格开始收敛，如在下一回“黑水河”之难中，孙悟空就没有主动挑战妖怪，而是交由妖怪的族人“内部”处理，展现了相当大的克制和善意，以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包容。同时，他主动行善的积极性在“红孩儿”之后也不断提升。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说，“红孩儿”一难，是孙悟空学会行善的关键转折点。这也恰恰反映出本故事的主旨所在，即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善（并抛弃那些（关于）善的幻影）。
所谓“善的幻影”即人们对于善的刻板、教条式的理解和一厢情愿的想象。比如，对当时一般人，“善的幻影”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民间的“善的神话”——“善”是神管理下的人间品行“账户”（有如今天的“信用”、“征信记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善恶有报”的观念；另一个是儒家以天意和圣人为支柱的道德训诫，比如君子如何如何，小人怎样怎样。当人们把上述两块都奉为教条和金科玉律，也就创造出了中国人的普遍的“善的幻影”。
这种教条、幻影向人们许诺：只要虔信、遵行这些教条（而非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就能实现一切美好愿望，迎来人人向善，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显然，这只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空想罢了。 但善的概念的确是贯穿了故事的全程，尤其在故事的最后部分（观音出场后），这种与善的关联更加明显。在故事开始阶段，妖怪就明确把善作为对付取经人的一个关键策略加以利用；唐僧也埋怨孙悟空不善；孙悟空也确乎表现得相当不善（即恶）；甚至假牛魔王也诡称要做善事，守斋戒。在故事后期阶段，观音先是提到善财龙女，后来又细致慈悲地关照了妖怪所在山中大大小小虫兽的生命，引得孙悟空由衷地称赞观音之善。最后，红孩儿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由于其顽劣无知，观音又令其一步一拜到南海，名曰：“五十三参”（拜）。这是作者有意对“五十三参”这一佛教典故的改造，赋予其无知者学习善法的新意。
在故事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于善的无知，不仅属于红孩儿，也属于孙悟空，甚至口口声声、言必称善的唐僧，也与这种无知沾边。这并不是他不够善，而是因为观念的落伍。在以往残暴横行、苦难深重、黑暗浑沉的年代，人们几乎看不到有力量的善，只能在想象中勾勒虚构的善。在人们的想象中，这“善”不仅满足人们所有善良的愿望、期待，符合弱者心目中“善”的所有标准、形象，而且在与恶的较量上，一善胜百恶。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就成了一“善”抵百戏：正神甫一出场，邪恶当即望风披靡，堪称无敌“秒胜”。这类“善者无敌”的想象就沉淀为“救世主”的文化符号。同时，善也“具有”了无敌的力量，成为了不容置疑的教条：行善不仅成了救苦救难的方式，也成了抗恶、渡恶的“法宝”。这夸张、神奇、无敌却又僵滞、刻板的神圣教条，就是唐僧心目中的“善”。顺便多说一句，在《西游记》中，唐僧正是因为心中抱持着这种对善的误会和落伍观念，才被说成是“无心听佛讲”，而被贬下凡间，重新修行的。
这种虚幻的“善”与观音的善一比较，高下立分，境界立判。观音的善，有境界，有力量，有架海的斤两，有关照众生的气度与容量，也讲究行善的策略，有机谋，有手段，也有工具和小花招，是一个丰满、多元、复杂的有机世界。也只有这样的善，方能在一个充斥恶的世界中，激浊扬清，驱邪扶正，清扫出一片干净的晴空，创造一方净土，为无助的人们提供力量，给他们带来平安与祥和。
也正是在这次降魔的经历中，孙悟空第一次领悟了什么是真正的善，才从此真正开始告别纯粹的恶，才挥别了许多原本携带的负能量。可以说，观音在这里启发了孙悟空的善，启动了他内在的正能量。拿这一故事前后。孙悟空的行为表现做个对比，这种变化是极为明显的：纵观孙悟空取经一路上的表现，在“红孩儿”之前，基本没有表现出什么主动行善的意愿，大多是争强好胜、擒妖捉怪的兴趣在推动他积极作为。正是在“红孩儿”一关之后，孙悟空争强好胜的性格开始收敛，如在下一回“黑水河”之难中，孙悟空就没有主动挑战妖怪，而是交由妖怪的族人“内部”处理，展现了相当大的克制和善意，以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包容。同时，他主动行善的积极性在“红孩儿”之后也不断提升。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说，“红孩儿”一难，是孙悟空学会行善的关键转折点。这也恰恰反映出本故事的主旨所在，即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善（并抛弃那些（关于）善的幻影）。
所谓“善的幻影”即人们对于善的刻板、教条式的理解和一厢情愿的想象。比如，对当时一般人，“善的幻影”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民间的“善的神话”——“善”是神管理下的人间品行“账户”（有如今天的“信用”、“征信记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善恶有报”的观念；另一个是儒家以天意和圣人为支柱的道德训诫，比如君子如何如何，小人怎样怎样。当人们把上述两块都奉为教条和金科玉律，也就创造出了中国人的普遍的“善的幻影”。
这种教条、幻影向人们许诺：只要虔信、遵行这些教条（而非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就能实现一切美好愿望，迎来人人向善，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显然，这只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空想罢了。
空想终归会被现实生活“打脸”的。明代中后期，社会道德风气开始嬗变。一方面是许多人生活日渐富裕，开始追求享乐、奢靡，道德规范松弛，社会风气自中上层（尤其是官场中）起渐渐大面积滑坡；另一方面，是心学的兴起，推动儒家的道德观念大众化、普及化，君子小人之说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中，民众越发渴求消除现实中的腐化堕落现象，实现风清气正的社会局面。然而，也有一小部分思想前卫的人们，放弃无益的空想，摆脱传统教条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他们既不再迷信道德神话，也不愿与恶浊同流合污，索性抛开道德神话的无谓羁绊，纵情自然，满足天性，逍遥自在。《西游记》第九回一开始出场的渔夫、樵子正是对他们的诗化写照，其中应该就有吴承恩自己当年的影子。
站在这一道德风气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再看第41回的回前诗，其意义也便渐渐明朗起来。纵情自然，放飞天性，自然会把人引向接近道家理想的方向。道家的追求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便是追求达到如婴儿般的自然随性和谐的状态。《西游记》第一回末尾就提到“婴儿之本论”，并据此为猴子取姓为“孙”。但如果以为率性自然即是保持与道德教条的距离，保持“道德零度”，是一种更高级的“善”（“上德不德”），那不过是对旧教条的逃避，却又变成新的教条、新的“幻影”——婴儿。
婴儿，又称为“赤子”。这个“赤”本指赤条条，喻如婴儿一般于尘俗一丝不挂，不沾一点污浊。但吴承恩很狡黠地把“赤”解为“红”，于是，“赤子”摇身一变就成了“红孩”。第41回说他是“千古名扬唤红孩”，几近于明说是“赤子”了；红孩儿挂在树上也的确是“赤条条的”；作者还说他是“永镇西方第一名”——所谓“西方”隐喻“修行的方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婴儿、赤子自然是修行要达到的第一个阶段性大目标，也可以说是“第一名”，是第一个必经阶段之意，故称“永镇”。第41回开始处描绘红孩儿的洞府，本是“景致非凡”、“山朝涧绕真仙洞”，绝无一丝妖气。而“赤子”本也是个褒义词。但在这里却是妖怪。如第41回龙王出场时，作者写道：“只因三藏途中难，借水前来灭火红。”“火红”这个奇怪的称谓就特指一个“赤”字。
综上，无论是传统的、以唐僧为代表的道德教条，还是以孙悟空为前卫的“婴儿派”，都是关于善的教条式思想。两者彼此抵牾，且后者尤其排斥前者。
基于上述理解，第41回回前诗“善恶一时忘念,……风动必然寒凛。”可以缩写成一句话：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然而，公道不公道，实践最知道。率性自然，道德零度，这种“新教条”，看似更合乎人性自然的理念，却在实践中，事实上成了对现实的无奈逃避，放弃了对现实的有效参与，未免会结出别样的恶果来。正如诗中所说：“神静湛然常寂（逃避现实，不参与现实），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蹭蹬破禅林，风动必然寒凛。”比如，过于宽纵地对待自己或是教育儿童，也是近于儿戏的糟糕选择。第四十回的回目“婴儿戏化禅心乱”及该回结句“未炼婴儿邪火胜”，说的就是理念上的新嬗变引发了人们思想上（包括在做人和育儿等方面）的混乱：例如在教育儿童方面，该教以规矩时，却教他任性；该给其约束时，却对其放任。故事中说妖精“骨头轻”、“小时失乳”，言此喻彼，指的就是家教不足，不懂自爱自重。这样放纵教育的结果就是养出一个个熊孩子。
没有合理约束的孩子，在心理上缺少必要的内在限制（即内化的规矩）的保护，内心便存在持续的不安（心里没底，不知道日常行为的边界何在）。其外在行为表现为频繁的躁动、冒险、挑衅、越轨，似乎在无意识地探索行为的真正边界。这势必加重周围人群与成人世界的骚动、混乱、无序，熊孩子也就这样被人们“识别”了出来。
《西游记》中的熊孩子，当然是红孩儿了。故事中说他住在号山。这号山在《西游记》里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六百里号山竟然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有三十名山神、三十位土地，实在滑稽。更滑稽的是，这六十尊神灵竟然被红孩儿欺负得是生无可恋，苦不堪言。当孙悟空不知痛痒地问这些苦主们，“这山上有多少妖精”时，这个滑稽场面也达到了极点。“众神道：‘爷爷呀，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哩！’”众神在一个孩童面前的无助与可怜相袒露无疑。之所以这一段情节能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对众神既产生怜悯又并未对妖精的“恶行”燃起愤怒来，就在于这里的原型实则就是熊孩子的调皮捣蛋给成人社会增添的特殊烦恼。剥去其中适合故事神话背景的虚词，可以看到红孩儿对山神们造成的实际伤害与损失：吃小动物、毁坏房屋、衣物（“拆庙宇、剥衣裳”）、无数的恶作剧（“搅得我等不得安生”），搅扰一方。这正是熊孩子没收没管在社区里瞎胡闹的剧情啊。这样看，号山中山神土地众多的奇特景观也有了合理的解释：一个社区中自然有众多的家庭，比如在故事中，这个社区有六十来户家庭，每户对应一位山神或一位土地。一户之主就相当于一位山神（土地）。这号山之“号”正是一户之主的名号，比如，张家、王家、李家、刘家……所谓号山正是由这些张、王、李、刘们聚合而成的一个社区。至于“钻头号山”之名，恐怕是指熊孩子的捣蛋令社区中的人们头疼，仿佛有钻头在钻人脑袋，令人苦不堪言。
作者煞有介事讲述的一门妖精称霸一方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熊孩子“祸害”社区的寻常琐事。作者的幽默精神的确令这个有些灰色的故事“戏化”，也“趣化”了。
妖精原来是个赤子、顽童。他的“三昧真火”又是什么呢？细看妖精“作法”的动作也是充满滑稽的。他先要在自家门口布好阵势，等于准备好“救兵”；闯了祸又打不过人家时，便及时跑回自家门前，站在自己布的阵势中间，等于背靠“救兵”（这妖精习惯于靠救兵，所以也会想到后来猴子会去搬救兵，还当面质问观音是不是猴子的救兵，好像别人请救兵是侵犯了他的“专利”，“犯了规”似的，十足孩子式的思维），“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子上捶破鼻子。”八戒一语道破了顽童的狡猾把戏：“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了两拳，淌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哪里告我们去耶？”正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倒打一耙把人哄。妖精的“法术”很象是“卖惨”，但他这一招点燃的大火却是真实的“熊熊烈焰”：家人护犊心切，不辨真伪时，即便神仙、圣人也要退避三舍。所谓“三昧”是极言其厉害、非同一般。而龙王之雨之所以不能灭这“三昧真火”，作者有一个称谓点明了要害，他将龙王施的雨称为“私雨”。人家因护犊、护短而起的“私火”，又怎能因你的“私雨”（不公正，拉偏架）而止熄呢？
至此，故事所提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常情，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竟然在这场斗法中遭到重创，几乎死去。这又是什么剧情呢？
这剧情就是——真的死人了！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熊孩子自己（对死因的推测见后）。而这个熊孩子也不是别人家的，恰恰正是作者自己的！这个惨痛的结局当年对作者的打击之大，几乎让其无法承受。其自责之深以至于宁愿让自己为孩子替死。这正是孙悟空几乎猝死的真相——很可能是熊孩子不听大人话，私自去河里玩耍，溺水身亡了（故事里提前说过“深不深，涧中如地府”）。而故事的结局也间接透漏了孩子早夭的实情：红孩儿据说是得了“正果”，成了观音菩萨的善财童子，永远随侍在观音身边了。这是一个小说家能为孩子的丧失做出的最令人安慰的解说了。一个没有大德行、大修行的父亲是难以写出这等奇绝的故事来，令一个早早逝去的年幼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并因此获得永生的！
红孩儿故事，其实就是吴承恩为儿子并无多少出彩事迹的短暂人生写下的神话式传记。其永恒意义就在于告诫天下的父母们，一定要用正确的爱、正确的教育来用心培育孩子，以免将来收获的只有教训。故事结尾的“五十三参”就是隐喻了对熊孩子正确的校正方式。
当年崇信道家，尊奉老子的作者或许常把《道德经》中“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挂在嘴上，有如牛魔王夸耀红孩儿的生辰八字金贵，以为天必保佑，不意却罹此横祸。吴承恩人生中这一沉痛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在这里仔细剖析，充分记取。
这个教训的起因，是时代变迁带来的人们想法的变化。
故事一开头，作者就很特别地说，取经一行人“上了羊肠大路”。这个古怪的表述是作者特意的双关：大路是外在的，表明人们对眼前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放心和放松的。但真正的麻烦是看不见的，是在人们肚肠里（即思想上）的。羊肠之窄狭正是人们身处的思想观念方面的窘迫状况的隐喻。果然，作者随后就为这种看不见的窘状配上了一片秋尽冬初的对应景观：“霜凋红叶林林瘦，雨熟黄粱处处盈。日暖岭梅开晓色，风摇山竹动寒声。”高处的树叶已经见霜凋零了，而低处的谷物（黄粱）却才成熟完全，遍地都是。这隐喻了时代思想发展的不同步性：在社会上层，旧的儒家道德修养神话已经“凋零”，而在社会下层，传统的及儒家思想的善的神话却正深入人心，为人们所充分接受并稳定运用（黄粱是什么东东，不用多说了吧）。这正是新旧交替的早期阶段。故而，新的思想文化的萌芽如岭上之梅刚刚展现出一线“晓色”（“晓色”也是双关：既指时间，也指“花”色），表明一些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以岭梅来隐喻）已抛开了旧式的道德教条，追求个性解放，自然随性。而新旧交替带来的矛盾冲突已然隐约有了“风摇山竹”般的预兆，飒飒之声透出凛凛寒意。
在这样的时代思想文化背景下，取经人来到了一座“摩天碍日”的高山。“摩天碍日”表明它对人们思想精神领域的影响巨大。而第二十回的山景于此重现，正表明教条主义重现。不同之处在于，前次是抽象的、一般的、哲理层面的问题；此次面临的，则是具体的、实际应用层面的问题，即关于善的新、旧教条的问题与冲突。然而，无论新、旧，教条注定是无效和有害的方式方法。而此时此地升起的“红云”正是由此问题发出预警信号和先兆。红孩儿意图以“善”欺人、害人，便是善的神话丧失效力的鲜明信号。
然而，这先兆只是“一团火气”，一种常人根本无法觉察的莫名东西，懂行者也难以向人解说，说了也难以取信于人。这也正是孙悟空所碰到的难处。通常，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只是有些许不良的兆头，人们宁愿期望这是无关的，或是不影响大局、不会造成重大后果的偶然，更期待它会自己过去或不了了之。这就是所谓“过路妖精”的喻义。
在当时，当大多数人满怀信心地相信善的神话能帮自己应付各种问题时，妖精也可投众人所好，借助这种僵化的教条谋取一己私利。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此时，若是有人站出来直接了当地提醒大家：你们的方法已经不灵了，麻烦事就要接踵而至了。大家一定会当他是个喊“狼来了”的“捣蛋鬼”。孙悟空向众人解说“红云”、“过路妖精”的结果正是如此。
显然，此处的孙悟空的表现有点“不给力”，情商不足，有如一位不懂人情世故的理工科“直男”（请大家暂时忽略这里对“理工科”和“直男”的教条式成见，“得意忘言”为主）：既不会体贴人，也不懂与人共情，只知道直统统地想啥说啥，想啥做啥，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如何想、如何感觉。他说“过路妖精”，人家不信；人家说有人叫唤，他打岔卖弄知识丰富，扯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要不就拿“蛇精百科”堵人嘴；再不就偷偷用独门技术（卯酉星法、移山缩地）瞒天过海。总之，一个人干了所有的事，却得不到他人的认同。最后，还是因为过于生硬、刚愎自用的言行态度惹恼了师父。无疑，孙悟空这位“赤子”正是一位教条式的、不理会人情世故的笨拙的“率性者”。用普通人的话说是“性子太直，不会说个话。”这种人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结局。孙悟空自然也不例外。
孙悟空对人情世故的忽视，源于他对此的无知与轻视。内因则是他无父无母，从小无人疼爱，未经人情温暖的滋养，因而，视人情如虚文。到目前为止，孙悟空一直只信仰一样东西，就是“本事”；也只信奉一条原则，就是“以力服人”。他把人情当成无聊的啰嗦，当作只有无能者才会抓住的“救命稻草”。身为强者、豪杰、大圣的他怎能与无能之辈为伍？这样，我们也就看清了孙悟空心目中“善的幻影”：一个人依着自己的本性发展、行事就是“善”，如果倒了霉、遭了秧，那是没本事，活该。所以，他即便做了再多的“善”事，也难得到周围人们发自内心的深切的认同和信任，因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原则在行动。比如，在孙悟空第二次把师父推下马去后，唐僧埋怨他动作粗蛮，“行者道：‘师父莫怪。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足，却还好医治；若是被妖精捞了去，却何处跟寻？’三藏大怒，哏哏的要念《紧箍儿咒》……”你看，他生生是把师父当成一个人形物件看待，让人如何不生气？
如果说孙悟空的“孙”代表的是“婴儿、赤子”之意，那么，此时的孙悟空就还是个在人际间迷失，对人冷漠、对人情无知的赤子、婴儿。尽管他这样的状态让身边的人不舒服，却还不至于让旁观者、让读者讨厌，他身上率性直行的气质仍然光芒四射，盖过了他这些品格瑕疵，使人们忽略了对他负面品性的关注。这一点，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束缚人的天性有关。一旦有人能充分释放天性，活出真我来，的确是让人极其羡慕和钦佩的。但作者太了解孙悟空了，知道他的大毛病所在，所以，早早就给他戴上了紧箍，时不时让唐僧念念紧箍咒，给孙悟空做个高强度“头部按摩”。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既与人的天性有关，也与当年的文化格局有关，还与此处红孩儿的金箍有关，必须好好掰扯掰扯。
紧箍（不是金箍）是防止孙悟空行凶作恶的，而孙悟空的恶大有来头，等闲视之不得。孙悟空在《西游记》中，基本是个少私寡欲的高人，如果拿猪八戒与之相对照，真的差距过大，不可同日而语。但就作恶而言，猪八戒实在是好太多，用八戒自己的话说：“我老实。”显然，如果说八戒也有恶，那也是与孙悟空两样的恶。因为，孙悟空的恶是“纯粹的恶”。
何为“纯粹的恶”？
中国人过去爱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其实，这里无论说善、说恶都只说中了一半。咱们先说恶的部分。这句中的“万恶”都属于由过度的欲望引发的恶（正好是八戒爱犯的那类型的恶），即以欲望为基础。而欲望又以匮乏感为基础。但世上还有一种恶有不同于此的基础。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里的“不仁”，可理解为冷漠、无情。这种“不仁”就是世间另一半恶的源头。比如，在“孝”里，除了对自家父母、长辈的情爱之外，是否还隐含着对外人，乃至对自己的冷漠、无情（古代“24孝”里许多自残尽孝的故事、哪吒“剔骨还父，剔肉还母”的传说，都可以作证）？这样去看，“百善”中已经包含了等级观念中的冷漠、无情的基因了。而这种“不仁”在等级制度下，却又被“变态”地理解为“天道”的一部分（天地不仁）。以至当“天子”面对臣民、百姓时，可以为所欲为；而臣民们还要感恩戴德，想着“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在这样的等级关系中，“天”的因素（即抽象观念以及附着其上的少数者的权力）极大地压抑、乃至排斥了人的因素。这正是日后“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核髓。这种冷漠、无情，为什么是“纯粹的恶”（以下简称“纯恶”）呢？
所谓纯恶，并不难看到。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家庭中的“冷战”、家暴（包括冷暴力）、网络暴力以及现在人们常说起的“校园欺凌”。那么，它们“纯”在何处呢？因为，其中不带一丝善意（甚至仅以恶本身为目的），骨子里是对人性、对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性的否定。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是“害命”，谋财害命一般只针对特定对象，尽量不伤害无关者的生命；而恐怖主义则针对不特定对象，不区分有关或无关。前者是欲望下的恶，恶是其实现欲望的手段，而非目的；但在恐怖主义，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也就越发的冷漠、无情和残忍。事实上，在所有的宗教狂热中，都内含着这样带着自我优越感否定人（而非平等地肯定人）的极端可能。推而广之，在人们对任何理念的盲目执着中，包括在对教条的盲目信奉中、在对自我意识的过度执着中，同样体现着这种纯恶的“邪光”。家暴（及冷暴力）与恐怖主义相同之处正在于此——以自己的意念否定他人的人性、否定人与人的关联关系（如把彼此关系扭曲成类似“高等人”对“低等动物”的关系），进而肆意地伤害他人。
在取经前期阶段的孙悟空身上，我们随处都能看到这种冷漠、无情的“邪光”“扫射”着他经过的各个地方。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两界山杀“六贼”、观音院“助风”、五庄观推倒人参果树、花果山打死上千猎人……那么，以解放天性，率性自然为目标的“赤子”怎么也会拥有如此的“邪光”呢？
事实上，人性中天然就隐含着纯恶的基因，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如果从小没学会关爱他人，就必然倾向于对他人冷漠、不关心。一旦有任何缘由引起对他人的不满，便可能无情相向、恶意横生。这一点在小孩子身上最易体现。这种体现也分为两大类：显性与隐性。显性的就是小霸王型，比如红孩儿对号山的山神土地；隐性的则如孙悟空这种淡漠型直男。小霸王是出自溺爱，淡漠型则源于父母家长的忽视、吝啬。无论是溺爱还是缺爱，孩子都没有得到宽厚、博大的爱的滋养和教育。因此，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格局小、眼界窄、缺乏耐性、浮躁、急于求成、快意恩仇。本质上就是境界太低。传统的教育中（无论是红色教育还是儒家教育），都有大格局、大境界的内容，比如，从小要树立远大理想，要学习先进榜样；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学做圣人、要内圣外王，要修齐治平。只不过，这种教育要有合适的人来做才有效。否则，只会流于空洞、表面，不接地气，只有大道理却无真温度，不能暖人、动人，徒具形式、虚文。在《西游记》中，观音正是能开展这种爱的教育的人物的理想化身。“理圆四德，智满金身”，正是对他（她）的大格局、大境界的诗化描绘。不过，在古人的真实生活中，观音式的人物也少见。过去，人们用等级制、用孝道、人身依附关系……以少数人的“恶”部分地压制了大多数人心中纯恶的发作，但作用有限，副作用也不小。这在《西游记》中被形容为“紧箍”。今天，没有了“紧箍”，纯恶的问题也就渐渐凸显了出来，需要我们给以智慧的解决。而根本之道（原理），则可借鉴红孩儿故事中，孙悟空的蜕变经历以及观音用“金箍”对付红孩儿的办法。
按说，经过了“五庄观”之后的孙悟空，已经学会了尊重他人，与人合作，遇事不怕烦难，耐心应对（参见《西游·奇游之心学当道》）。为何这里又会表现出对他人的冷漠、无情呢？原因在于，孙悟空从小的底子是与人疏离的倾向，即便在“五庄观”一关中学到了与人合作之道，那也只用在对自己在意的人和事上，而尚未达到对所有人能一视同仁的水准。换言之，“对别人好”这件事，在孙悟空这里，只是办事的一个辅助策略，而非他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在他第一次面对红孩儿时，就以相当凶残的手段对付之。连红孩儿都不能接受这种残忍，“忍不住心头火起道：‘这猴和尚，十分惫懒！就作我是个妖魔，要害你师父，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哩，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而后来，观音在号山倾倒净瓶之水时，孙悟空自己就坦言：“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哩！”因此，从根上说，孙悟空至此依旧还是一个无情的人，唐僧之前就“骂行者道：‘这泼猴多大惫懒！全无有一些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泼行凶哩！’”（第三十回，小白龙夸他是“有情有义的猴王”，是只看到了他对自己人的样子），他的“恶”常常很隐蔽地表现在对八戒的随意戏弄、恶作剧上（当然，基本是无害的）。（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身边的小伙伴、男票、女票也经常爱搞些孙悟空式的、带一定攻击意味的恶作剧，那就要留意他（她）性格中是否有过多的“无情”倾向要释放。事实上，吴承恩年轻时就是一个很爱对好朋友搞恶作剧的人。而他后来把自己的这点恶趣味用到孙悟空的诸多恶搞上，总算是点石成金了。）
然而，当孙悟空意外得知红孩儿是牛魔王儿子之后，却似乎一下觉得妖精也不是外人了，应该可以应用“善意”的方式行动，就天真地想去套交情，不战而赢，表明他在人情世故上的确“外行”了些：刚刚当面得罪了妖精，转脸就想跟人家套近乎，还要一厢情愿去充人家的“老叔”。沙僧当即不看好，连八戒后来也说孙悟空“不达时务”，即不通人情事理。而孙悟空事前竟然说什么：“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隐约流露出对人情的新认知，想尝试更“人性化”的思路克服难题，似乎他在唐僧身边一天天的耳濡目染，使得“无情者”心里也泛起微微的暖意来，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艺”。只不过，新尝试一般都不顺利。碰壁的“理工男”又想重拾老本行——走道家技术路线，想以五行生克之法制服喷火的“赤子”，结果更惨。不得已，他又派八戒请观音救难，八戒反被妖精所骗。这三番失败有一个共性：不了解对手，只想凭着教条式方法，想当然行事，没有对症下药。八戒找到“假观音”，等于家长们没有实事求是地用正确方法，而是用教条式方法教育孩子；同时，“派八戒请观音”，也相当于我们在教育孩子已无计可施时，最后的救命“咒语”：好孩子，爸爸妈妈做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好！（“八戒”象征人们的本能情感，“观音”喻善意，即大人们本能地想诉诸于自己行动的善意来打动孩子。）当父母们说这句“咒语”时，已是被自己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了，但多半是打动不了熊孩子的。那么，接下去，大人们就该抓狂、生闷气、再说些气急败坏的话发泄了。这正是八戒那时（“木母被魔擒”）的表现：八戒在红孩儿的皮袋里发狠，即是“生闷气”之喻；他还“在里面骂道：‘泼怪物！十分无礼！若论你百计千方，骗了我吃，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天瘟！’呆子骂了又骂，嚷了又嚷”……“恶言恶语骂道妖怪长，妖怪短，‘你怎么假变作个观音菩萨，哄我回来，吊我在此，还说要吃我！有一日，我师兄：大展齐天无量法，满山泼怪登时擒！解开皮袋放我出，筑你千钯方趁心！’”
要制服熊孩子，克服“赤子病”，还是要先了解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孙悟空使计进入妖洞，就是侦查“敌情”呢。他变的“销金包袱”，就是花钱讨小孩子好，拉拢感情的意思，而包袱里的“破褊衫，旧帽子”相当于哄孩子开心的廉价小玩意、玩具之类。在摸清其脾气秉性、喜好特长后，再针对其优势与短板，因地制宜，准确施策，掌握主动。故事中，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充任赤子爹，这一步对于“理工男”别有意义，堪称是一次突破性的经验，帮助他难得地体会了一回“父子情深”，使他体认到人伦情感的价值、意义。这种经验，就好比一个不喜欢数学的中学生，偶然用数学击败了一位“学霸”，从而感受到数学的威力，从此爱上了数学，发现了数学越来越多的魅力，并由此一步步理解了数学存在的意义。起初的一次小小胜利，成为了打开一片新世界的切入口。对于孙悟空，情况正是如此。“他叫父王，我就应他；他便叩头，我就直受，着实快活！果然得了上风！”这样生动的经验，使他明白了人情、礼仪的质朴的价值，也涌起了对此的切实信心，也就感悟到了解决红孩儿“无法无天”症状的大方向，自然也就知道该向谁以及如何去寻求帮助了。于是，故事情节才进行到了向观音求援的一步。
孙悟空这次拜见观音，在整部《西游记》中也是格外规矩、恭谨的一次，自然是缘于孙悟空在这方面茅塞顿开的新进步。他不仅在进门时“敛衣皈命，捉定步，径入里边，见菩萨倒身下拜”，完全地中规中矩；而且，在临行时，也格外有礼。“行者躬身道：‘请菩萨先行。’菩萨道：‘你先过去。’行者磕头道：‘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如此礼数周到、细心有加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程度，实在与他以往一贯率性而为的风格大相径庭。足见他的确对传统礼节、规矩有了全新的感悟。
不仅如此。自孙悟空拜见观音起，到最后观音降服红孩儿为止，整个进程中，孙悟空活脱脱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对菩萨的种种表现是各种看不懂，在在都出乎他意外，充分体现出一个新进入新天地者见一切都新鲜、都不太理解的“小白”模样。他显然是大长见识，收获多多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音在号山关照各类本地生灵的善举。在动手前，观音召唤来号山的山神土地，将三百里远近地方的一切生灵包括“窝中小兽，窟内雏虫，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待一切安置妥当，才“把净瓶扳倒，唿喇喇倾出水来，就如雷响。真个是：漫过山头，冲开石壁。漫过山头如海势，冲开石壁似汪洋。黑雾涨天全水气，沧波影日幌寒光。”而对此，孙悟空“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哩！’”这一场景，的确是震撼到他，让他感同身受，颠覆了一直崇奉实力的“直男”的赤子式“三观”，使他人生中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是温情、体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周到细致，什么是一视同仁，众生平等，也就是见识了正确的爱与尊重的样子。从此，“理工男”被点化、蜕变了，变得一天天更增添“暖男‘气质，更爱上行善的感觉。因为，他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善。从此，那些旧日里的“善的幻影”也都纷纷烟消云散了。这才叫：“一句能通遍沙界，广大无边法力深。”
孙悟空蜕变了，那么，红孩儿也该转性了。观音在抛出金箍前说：“今观此怪无礼，与他罢。”正是要用礼节、规矩训练熊孩子的意思，所以，就有了“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的“五十三参”，是要“妖怪”学以致用，勤加练习呢。没有菩萨的这份良苦用心，善加栽培，也就不会有日后的善财童子。
最后，孙悟空解救了师父、师弟，还“教沙僧将洞内宝物收了”。这“宝物”，可不是财物，而是修行人在这一关中收获的关于“善”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所以，才叫沙僧收着。因为，沙僧是号称“性海”的。好的经验、教训，只有进入这里，才会刻骨不忘，随时生功起效。
红孩儿的故事解析到这里，可能大家以为已经讲完了。其实，如果细心的话，就会想到，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没解决呢——那就是本篇开头提到的第四十回与第二十回中两段相似的文字，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作者在偷懒？还是后来的出版商横插一杠？搞出这样的奇怪样子。应该都不是，就是作者有意而为。
人们都爱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见，同一段文字本来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味。更何况，此处所说的两段文字中，还有有心而为的差异呢。在保持两段文字总体意义不变的框架下，作者通过对关键字词的细微调整，改变了其意义内涵：“如地府”表明了“如身在地府”的意义，暗示了死亡的可能与前景；而“底中见地府”更多是强调了深度感。“挟魂灵台”也是对死亡意象的强化（“灵台”之“灵”同于灵堂之灵，是指亡灵）；而“挟魂崖”强调的是高峻的感受。这样，作者通过将表述由传达感受，转换为对场所“功能”的事实性陈述，达到了语义的变换。此外，表述背景的不同也造成了解读的变化。“黄风怪”故事是在哲理层面对思想经验的总结；“红孩儿”故事则是对真实人生经历的总结，有更具体的指向：故事的主角是儿童，解读就要与儿童的特点相联系。同样是运用了叠字，在第二十回，可解读为对形式主义过度注重形式表现的强调；而在第四十回，则可理解为是幼儿喜用叠字的幼稚语言模式的呈现。最后四句，也就此从表现抽象空洞的文字形式（体现的是形式主义），变为了符合儿童特点的儿歌、绕口令的趣味饶舌。本无意义的拗口句子就此生发出了儿童的欢叫喧闹声，让人不由能联想出如下场景：文学家身边环绕着一群爱听故事的活泼欢快的孩子，一起在戏谑地念诵着这拗口的“咒语”，彼此嘲笑着同伴的拙嘴笨舌，开怀大笑。同样，“青石染成千丈玉”替换成“青石染成千块玉”，也更符合儿童的思维认知特征。
两段文字，字重意不复。作者借由这一“艺高人胆大”的奇特作法，无疑会令教条主义者、执著文字表象者，愁眉不展，逼着他们跳出自己的执著，甩掉头脑中执拗的束缚，这当然也是对故事主题的一种强化。
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致所有在人生路上的有志者
作者：愚夫老戎QQ：821892804
第四篇 一件大活儿
（一）开篇词
关于《西游记》，大多数人知道的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在吴承恩之前,西游故事已经以各种主题、旨趣、风格、内容、篇幅、体裁或表现载体存在、流传了又好几百年了，其间经过了许多创作者(大多不知其名)之手。现存最早的成文的神幻小说形式的“西游记”大约出现在宋代。
无疑，这许多种“西游故事”必定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奇思妙想，而这无数巧思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猴子在取经队伍中的出现。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来了：你知道“历史”上，这只猴子第一次在唐僧面前亮相是怎样一个造型吗？是赤淋淋一身毛的兽形，还是光鲜照人的大帅哥呢？这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早期创造者或作者的喜好倾向了，要看他是喜欢讲究排场面子呢，还是更喜欢特立独行、独树一帜。自然，每一位作者有各自的取向和表现方式。说到这儿，我们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是经某(些)人之手将历史上许多位作者的作品集合在一块积攒而成的，你信吗？对于这种说法，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开玩笑——靠着〝七嘴八舌〞、九龙治水，能攒成这么一部独特的、经得起无数人和漫长岁月考验的优秀经典！这无疑是毫无常识的痴人说梦！别的不说，从我们前面两篇故事分析中，就能看出作者的用心之深是匪夷所思和人所不及的。只此一条，已足够表明这样的作品只能出自一人之手。
如果更全面地来说，《西游记》体现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表明它出自一位独立创作者之手。
1、各故事情节内容想象奇特、精彩不凡，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创造，体现了作者才情和志向的一致性；2、各故事内容、主旨与逻辑的一致性，反映了作品意义的一致性；3、各个核心人物在意义功能上的前后一致性，体现的是人物结构关系的一致性；4、各核心人物对事业的追求总是指向为人们解决最具普遍性的困难，这是各故事在价值目标选择上的一致性；5、孙悟空火眼金睛、能力非凡，总是与团队中其他成员不尽同步，并一次次导致内部不统一、不团结，容易被妖怪乘虚而入，陷入困局。而在现实人生经历中，吴承恩作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眼光的人，也总会陷入类似的、与周围人意见、观点冲突的困境中。这一特征体现了作者人生境遇与故事情境设定的一致性。
以上五点表明《西游记》具有鲜明、高度一致的个人风格。这种灵魂与骨架的一致性，当然支持《西游记》是个人创作作品的判断，而否定所谓“集体创作”或“世代累积”而成的说法。至于故事中个别枝节上的错落抵牾，完全不足以颠覆个人创作的结论。当然，这些论述还十分笼统。要彻底解决其中的疑问，最有分量、最有力的证据就来自整部书中各故事共同织就的体系性和它们之间紧密有序的内在逻辑性，即上述第二点。要证明这一点，最简明的办法就是截取整个体系中完整的一段，来考察这一局部的内在结构关系，看其中是否包含着明确、统一的逻辑序列。
(二)“项目”概述
我们在此要截取的一段，内容可不少(绝对是〝大活儿〞)：自第27回至第43回，共计十七回的篇幅。它们共同组成了书中的一个子版块，称为“尸魔”系列。因为这六个故事映射的是一系列具有思想共性的问题，它们共同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逐一解析各个故事的意义内涵(“红孩儿”已解析)，来具体呈现这一点。
当然，由于任务艰巨，这件“大活儿”拟分为五章来呈现，即除去“红孩儿”之外，一个故事分配一章的篇幅，以确保对各故事主要内容的准确解析。那么，接下来，让咱们进入——
第一章 尸魔：我不是白骨精
话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与挑战，其中必然包含清理之前时代和世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思想、文化“垃圾”。古语就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讲“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除旧，如何迎新？不甩掉赘人的旧货色，如何解放？如何前进？有个成语叫“移风易俗”也与这项工作有关。伟人讲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句话，对于这些垃圾同样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悟空除妖也有郑重其事扫尘除废的辛苦付出。灰尘和灰尘不同，“垃圾”和“垃圾”也不同。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归宿。对可以回收改造的，尽可能回收改造，比如黑熊精和红孩儿；该随见随掸的，就勤扫频拭，比如黄风怪；而该深挖根除的，也不能轻视和惜力，就是要登堂入室，抽丝剥茧，给它来个一锅端、干净彻底，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白骨夫人”。
这里说的正是《西游记》中最广为人知的那个降魔故事——三打白骨精。这也应该是《西游记》中除了“大闹天宫”之外，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集齐了三大类人物要素：机智、忠勇，又饱受冤屈的孙悟空、暗弱可欺、刚愎自用的唐僧，以及阴险、诡诈、凶残的白骨精。这三大要素的组合，令正常的善恶逻辑被完全颠覆了，极大地激发起读者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厌恶唐僧，痛恨白骨精，同情孙悟空，为之抱不平。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英雄蒙冤的悲剧故事，尽管篇幅不大，只有一回，但却饱满而生动，精炼而予人深刻印象 。同时，也令白骨精的阴险、狡诈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文化辞典里，无法磨灭。这是作者的成功之处。但如果我们以为作者在这一故事上的成功仅止于此，我们对他的钦佩就此止步的话，那却是远远无法令作者感到满意的。这倒不是作者贪心，反而是我们作为读者太容易满足、太浅尝辄止、太过“买椟还珠”了。这个故事的思想文化内涵、它的精髓之处，还根本没有被我们触及呢！
假如一桌宴席还没开场就结束了，那，忙活了三天三宿的大厨当然不满意了。我们作为客人也不甘心只吃两口凉菜、冷盘，就抹抹嘴站起身走人吧。那得多遗憾、多失礼啊！那么，这桌宴席的滋味该怎么打开呢？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有一个基本而易被忽略的事实：故事的结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令取经队伍面临一个无限大的风险敞口，取经人还懵然无知。正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巨大的悬念才刚刚打开而已。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更骇人波澜的引子，是作者放长线钓大鱼的钩子。这个鱼钩就是唐、孙师徒恶化的关系。经过孙悟空十分卖力的“三打”，的确成功打死了白骨精，降妖算是完成了。可唐、孙的师徒关系也完蛋了。因为打死了白骨精，孙行者却被咱们一向仁慈的唐总给炒了“鱿鱼”，用当下的热词形容是回家“自我隔离”去了，而且肯定超过14天。这是几个意思——故事的第一主角竟然“失业”了，成了靠边站的看客。故事显然没有讲完。这样一个经典的西游故事，居然是个“半截子货”，完成度明显不足。你说，作者在搞哪样啊？他显然是在搞事情嘛！据老夫看来，作者是在放长线，钓后面的故事。那照这样说来，“三打”只是个引子喽，为了在之后制造一场孙悟空缺席的磨难，这么理解当然也说得过去。但显然低估了作者“钓鱼”的胃口，作者要钓的“大鱼”可不是只有后面一个故事，也不是二个、三个，而是更多，并且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系列，这才是真正的大鱼呢！
是不是啊？真的存在一个系列吗？老夫可没有忽悠大家哦。真不真，等看过随后几章的故事解析就明白了。这里就不在逻辑证明上白费力气了，事实胜于雄辩嘛。咱们就暂且先把这个系列的存在当做事实来看。
如果真有一个系列，那么，是啥系列呢？具体说，这个系列可以直接命名为“尸魔”系列。尸魔是传说中长期潜伏在人体内，会夺人性命的寄生物，通常是暗中作祟的，一般称为“尸虫”。而作者以“魔”名之，既凸显重视之意，更强调其强大的迷惑性与严重的危害性。再加上“白骨夫人”的名号，又强化了其腐朽、败坏、幽冥的属性。作者以此来象征社会中一些陈腐的基本观念，明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近乎是思想垃圾了，却还牢牢占据着主流的位子，死死控制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人们观念的进步。就像白骨精，明明是妖精，偏说自己是好人，把唐总骗得团团转，生生赶走了降妖的干将，真是糊涂之至啊！然而，前面说了，这些陈腐的观念在现实中依然势力强大，霸占着主流的位子，统治着大多数人都思想，那阵势令人不敢直视，正是：
峰岩重叠，涧壑湾环。虎狼成阵走，麂鹿作群行。无数獐 钻簇簇，满山狐兔聚丛丛。千尺大蟒，万丈长蛇。大蟒喷愁雾，长蛇吐怪风。道旁荆棘牵漫，岭上松楠秀丽。薜萝满目，芳草连天。影落沧溟北，云开斗柄南。万古常含元气老，千峰巍列日光寒。
这些带下划线的词语有效地传达出了它们密集成体系、绵延、曲折、复杂、渊远、威严、强悍又不失秀丽的慑人气场。这一系列特征，和我们前面说的吴承恩时代中那些具有主导性的将腐、已腐的观念可以准确对应起来；而虎狼、蛇兽、荆棘、老树等意象，则又突显出这些古老而强大的思想观念的负面价值与朽败没落属性。这段描述文字，正是对“尸魔系列”开场的第一次预告和提示。
说到这，有个微妙而关键的问题必须澄清，那就是，白骨夫人可不是白骨精哦。作者为啥给它起个“白骨夫人”的名号？是想给她介绍对象、找老公吗？当然不是。作者是要彰显那些原本居于主流、阳光地位的观念，在实质上已经变为破败、朽坏且阴气十足的负性货色，昭示它们由神变魔、由善变恶、由阳变阴的堕落。可我们通常使用的“白骨精”一词的意涵正好相反，是阴物要返阳、白骨又成精。这与作者的立意是南辕北辙了，是我们对“白骨”一词想当然误读的结果。两种意涵的区别十分关键，决定了斗争的策略将迥然不同。真要有白骨精，那毫无疑问是妖精，以火眼金睛验明正身，一打就灵。可白骨夫人，人家还顶着主流的光环呢，轻易造次不得，可以说是动辄得咎。不拿出点金刚钻来，别想揽这“瓷器活”。想要霸王硬上弓，硬生生铲除人们头脑中那些貌似“高大上”的东西，，那是门都没有的。孙悟空强行三打白骨精，最后落得个“下岗”的结局，当然是失策了。他的失误就在于，即便你有火眼金睛，看出那是一架“白骨”，可那东西在别人眼中和心目中普遍地是“正经人”、“好人”，你要伤害“好人”，那就是天大的罪过。所以，孙悟空的首要难题，不是火眼金睛灵不灵，而是要让人们都有火眼金睛，都能有同样的认识。大家都有了火眼金睛或者共识，那么，降妖就不再是众人眼中的罪过，而是必要的善举。大家就能同心协力，共襄善举；和谐世界，共建共享。事实上，孙悟空到后来再碰上女妖“半截观音”，策略就明智多了：等到妖精罪行败露，师父同意，才施展金刚法力，拯善锄恶。